我的自传（第3/6页）

我不曾忘记过大战第一年的小小体验。为了能够主动、有意义地顺应这变化的世界，而去访问大野战医院。当时，我认为我一定适应得了。在这伤患医院中，我认识一个独身的老妇人。她以前过着好日子，靠财产的利息生活，现在则在这野战医院中当护士。她以动人的振奋告诉我，能遭逢这伟大的时代多么值得骄傲与喜悦。我当然了解她的心情。因为对她来说，要使惰性、完全自私的老处女生活变成精力充沛，较有价值的生活，就需要战争。

但是，走廊上满是包着绷带，身体因中弹而扭曲的士兵，客厅内充满手足残缺的人与濒死的人，听她谈起自己的幸福，我真有窒息之感。纵使很了解这妇人的振奋，我仍然无法随她振奋，也无法肯定她的说辞。每当有10个伤患交给这振奋的护士时，她的幸福顿然间似乎就提高很多。

是的，我无法随着这大时代而兴奋。所以从开始，我就在战争中尝到悲凉的痛苦。对于从外部、从晴朗天空吹来的不幸，我曾绝望地抵抗好几年。我四周的人群全都疯狂地陶醉在这不幸中。当我看到诗人们在战争中找到喜悦的新闻报道，读到教授们的呼吁与名诗人来自书房的战争诗时，更倍感悲怆。

1915年某一天，我公然地将这种悲怆的告白公之于世，在这告白中，我感叹精神生活者竟然除了强调憎恶、扩大谎言、赞美大不幸之外，毫无所能。我以相当慎重的态度表白这些不满，但在祖国的报纸上，我却被宣称为叛逆——这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我跟报纸的接触虽然很频繁，但未尝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唾弃。这非难指斥的记载被我家乡的20家报纸转载。我本以为在报社中有许多友人，却没想到他们当中只有两个人敢挺身出来替我辩护。

老朋友告诉我，我们心中都养着蛇。此后，这颗心只为恺撒（皇帝）和国家而鼓动，不会为我这种堕落的人鼓动。从陌生人那儿也寄来许多侮辱我的信。出版业者告诉我，他们不愿跟应被唾弃的作者来往。这许多信的封套上都附有一个饰物，那是以前不曾见过的。这饰物原来是写着“神呀！请惩罚英国！”的小圆邮戳。

人们也许会认为，我又从心中嘲弄这种见解。但我并没有笑。这种看来不十分重要的体验，结果却在我的一生中带来了第二次大变化。

在此，你大概会想到，我的第一次变化是在立誓要做个诗人的瞬间发生的。以前的模范生黑塞变成了不良学生，他受处罚，被退学，到哪里都品行不端，不仅自苦，也使双亲时时担心——因为他在周边世界（或者似平凡的世界）与自己心声之间找不到和解的可能性。同一现象又在战争中重新出现了。我发觉我又跟以前和睦相处的社会冲突了。

于是，做什么都不顺利，只好再度回到孤独悲惨的处境中。我的所思所为都遭受他人怀有敌意的误解。我看见，在现实与我寄望的美好理性世界之间横亘着绝望的地狱。

但是，这一次，我却不能不内省。我知道，我必须把自己痛苦的责任求之于自我，而非求之于外界，因为我深深体悟到：指责世界疯狂与野蛮的权利，不在人，也不在神，更不在我。因而，如果我跟变移的社会发生冲突，那必定是由于自己有种种混乱。的确，我自己有混乱。在自己的内部攫住这种混乱，并试加整理，着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当时还有更明显的事，那就是我为了要跟世人和睦相处，不仅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还须跟世界的外在和平一样模棱两可。

由于青年时代漫长的艰苦奋斗，我不只在社会上赢得地位，也自以为现在已是诗人。可是，成功与幸福只给我平凡的影响，我满足、懒散。仔细观之，诗人跟通俗作家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我太顺利了。逆境经常是好的修业，对此，我必须讲求对策。于是，我慢慢学得将世上的纠纷委之于世事的推移，整体的混乱与罪恶已经和自己发生关联了。这一点可由我的著作看出，在此不用多说，必须读者自己去看。

现在，我仍然暗中怀着希望。我的民族中好像已经有很多人（虽非全部）慢慢觉醒，具有强烈的责任，而且正跟我一样在进行检讨。大家心中都怀着疑问：对于不善的战争、不好的敌人、不良的革命，自己为什么也跟别人一起犯了罪，要如何方能脱罪呢？大家都不会再叹息或咒骂了吧。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苦恼与自己的罪，而不再委罪于人，我们总有一天会脱罪，会恢复洁白之身。

新的变化开始在我的著作与生活中出现，可是，大多数朋友都摇首，不敢苟同，舍我而去的人为数很多。这跟我失去家屋、家人以及其他财产跟生活的方法一样，是我生活上的一种变貌。这段时日我每天都向过去告别，每天都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但我们仍然活下去，也不知为什么，我始终爱着这种只会带来痛苦、幻灭与损失的异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