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第4/6页）

在此，我想附笔一句：战争中，我有幸运星或守护神之类的东西。我怀着苦恼，深觉孤独，而在那变化开始之前，时时认为自己的命运很不幸，也很可恨。可是，在这期间，苦恼与包围着苦恼的状态反而成了我应付外界的守护者与铠甲，助我良多。因为我是在可厌的环境中度过战争的。那时，政客、间谍、股票商全麇集于我所在的瑞士首府贝伦。这儿正是德国、中立国与敌国的外交集中地，因而一夜之间即有人满之患，而且尽是外交官、政治密使、间谍、记者、囤积者与走私商人。

我生活于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跟包含敌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们来往。我四周的气氛已形成一个网，网中有间谍、双重间谍，侦探、阴谋和政治上的变动——但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些。我被怀疑是间谍，我受到间谍的监视，我被敌国、中立国及自己国家的人怀疑。但这一切，我都丝毫未警觉。很久以后，我才略有所闻。在这氛围中，我为什么能够不受害，超然地活下去，自己也觉得奇怪。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也完成了，试炼的痛苦也臻于极致。这痛苦跟战争与世界命运没有丝毫关系。对住在外国的我们来说，德国的败北早在两年前已确实预料到，所以一点也不觉惊奇。我已经完全闭锁在自我与自我的命运中，但我常常觉得这样才能和整体的命运发生关联。我也在自我中发现了世上的一切战争与杀机、一切轻薄、享乐与懦弱。我首先丧失了自尊心，接着又丧失了自我轻蔑之意。在混乱中，我有时满怀重睹自然与纯真的希望，有时却又丧失此一希望，最后只好一心一意凝视着这混乱。觉醒的人，真正自觉的人，都可能会有一次，甚至多次走过那通往荒野的狭道——将此事告诉他人，终究是徒劳！

朋友离弃我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悲哀，但没有不快。毋宁说我觉得这才是对自己所走之路的确认。这些老朋友对我说，你以前是个敏感的人，是个诗人，但你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却如此无趣。是的，的确如此。当时，我已经顺利地超越了嗜好或性格之类问题，已经没有一个人能懂得我的话。这些老朋友指责我，说我所写的东西已失去美和和谐。是的，他们说得没错。但是这一类说词只会使我发笑——接受死刑宣告的人、被夹在断壁中拼死命往外逃的人，美和和谐究竟有什么意义？

如果违反自己一生的信念，我也许就不是诗人。难道美的生活只是一种迷惑吗？为什么不是？连这点也不重要了。我闭目投身于地狱，这也是无聊而微不足道的。也许，我错估了自己的天职与才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以前，我洋溢着童稚般的喜悦，自以为这才是我的使命，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从很早以前，我就无法在抒情诗、哲学这类专门性著述中观察到自己的使命，啊，不，毋宁说是救赎之道，我只能在自己内心的活动中看到那真正强而有力的一丝活力。同时，我也毫不保留地向我心中所感受的东西宣誓效忠，于是我发现救赎之道。这就是生命，就是神。

后来，跟生命有关的极度紧张时代过去，这一切似已发生奇妙变化，因为当时的内容与名称现在已经没有意义，前天的神圣事物，现在听来已近乎滑稽。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1919年春天，我隐居于瑞士的乡野，成为一个孤独的隐士。我一生中（这是父母与祖父母的遗传）不仅热爱印度和中国的智慧，也常引用东方富于象征的语词来表现自己的新体验，因而人们常称我“佛教徒”，当时我只一笑置之。因为在根本上，佛教比其他任何信仰都远离我。后来，我才慢慢发觉佛教也隐藏有一些正确的东西——真理。

如果能够依个人自由选择宗教的话，我一定会因内心的憧憬而加入保守性的宗教，亦即加入儒教、婆罗门教或罗马教会。但这不是来自天生的亲近感，而是来自与亲近感相对的憧憬。因为我刚巧生在虔诚的新教家庭中，同时从心情和气质来说，我也是一个抗议者（Protestant）。我对现在的基督新教深表反感，但新教与抗议者并不相矛盾。真正的抗议者，从本质而言，肯定成长多于存有，因而，不只对其他一切教派，就是对自己的教会也常加以反抗，在这意义上，佛陀大概也是抗议者。

自从那次变化发生后，我已经失去作为诗人的依据，对自己文学作品的价值也缺乏自信。写作已经无法给我真正的喜悦。可是，人须有喜悦。无论在多痛苦的情况下，我都一直在寻求喜悦。我可以不要正义、理性、生活与社会意义，我知道，纵使社会上没有这类抽象的东西，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一谈到喜悦，即使一丝喜悦，我也不会放弃。我希望能获得这微小的喜悦。这希望是我还能相信的内心小火焰。我认为用这火焰可以重建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