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第5/6页）

我常在一瓶葡萄酒中寻求自己的喜悦、梦幻与遗忘。的确，这对我甚有裨益。以此观之，葡萄酒实在值得称颂，但葡萄酒带来的喜悦还不充分。有一天，我又找到了全新的喜悦。已经40岁了，却突然画起画来，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画家，也不想成为画家。只觉得画画很美，可以使人快乐，也可以磨炼人的耐性。画画之后的手指不会像写字那样变得黑漆漆，却可染成不同的色彩。

对于我的画画，大多数朋友都非常生气，就这一点来说，我不大幸福——当我有所需要，当我希求幸福与美的时候，大家总是苦脸相对。他们喜欢别人永远保持原状，永远不要改变脸上的表情。可是，我的脸却加以拒绝，不时要求改变表情。对我自己的脸来说这是必要的。

世人对我的另一项非难，我也认为非常正确。他们说我缺乏现实感。我写的诗和作的画都跟现实不相符。写作时，我常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书籍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我的确也缺乏尊重现实的想法。我认为现实是最不值得介意的。因为现实老是存在，令人厌烦。相反的，较美的东西，更需要的事物经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惦记关怀。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现实总无法使人满足，无法使人尊敬、崇拜，因为现实是偶然，是生活的屑末。这贫瘠，经常使人失望，毫无趣味的现实，除非我能够否定它，能够表示我们比它强，它总是维持常态，不肯改变。

人们都说，我的诗作中缺乏一般对现实的尊重。我作画时，树有脸，家屋会笑、会跳舞、会哭泣。树大抵很难分得清，是梨树还是栗树。这种非难我必须甘心接受。老实说，我经常认为我自己的生活跟童话简直一模一样。也常常看到或感觉到外界与我的内界存在于被称为魔术的关联与和谐中。

我还曾做过两三次蠢事。譬如说，有一次我对著名诗人席勒说了无聊的话，以致南德九柱戏俱乐部的全体会员宣称，我是一个伤害祖国神圣人物的畜生。从几年前开始，我已经能够绝对不再做出伤害神圣人物，激怒他人的事。我想，这是一项进步。

所谓现实对我并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过去经常跟现在一样满溢我心。现在似乎无限地遥远，所以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无法把未来和过去完全区分开来。我大多生活在未来中，因而无须以今日来结束我的传记，还可以慢慢地延续到将来。

我现在只想简短地叙述我的一生已经形成怎么样的弧线。1930年以前的若干年代中，我还写几本书，后来就永远放弃了。我到底可以不可以算是一个诗人？这问题已由热心的年轻学生加以探究，写成两篇学位论文，但是仍未解决。因为经过近代文学的绵密考察，知道创出诗人的流动体在近代已经非常稀薄，因而诗人与文士已经很难区别。

但是就客观处境而言，这两篇学位论文撰写者导出了对立的结论。依据较能引起共鸣的学生意见说，这种愚昧稀薄的诗已经完全不是诗，纯文学没有生存的价值，所以现在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只好让它静静地死去。另一个学生则无条件地尊重诗，不管它多稀薄，所以他认为与其对可能藏有一滴真正诗神的诗人采取不当的态度，不如慎重地承认几百个非诗人的作家。

我专心一意地涵泳于绘画和中国魔术中，其后的若干年则渐与音乐发生关系。写歌剧，是我晚年的野心。在这歌剧中，现实的人类生活并未被认真地接受，甚至加以嘲弄。但是，在永恒的世界中，这歌剧却以神性的象征、轻浮的衣裳大放光彩。

从魔术观点解释人生，比较令我觉得亲切。我曾经一度不是“近代人”；经常认为霍夫曼的《金壶》152或《海因里希·凡·奥夫特丁根》153是比所有世界史与博物志更重要的教科书。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读世界史与博物志，就可发现其中含有令人着迷的寓言。

但是，我一生的一个时期已经开始了。在这时期，业已完成和过度分化的人格再完成、分化，已失去意义，同时，在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让尊贵的自我再度沉没于世界中，并面对无常，将自我编入超越时间的永恒秩序里。要表现这种想法或一生的使命，必须运用童话的方法。我认为歌剧是童话的最崇高形式，我不相信在我们滥用、僵灭的语言中有真正的语言魔力。但是音乐在今天仍然可说是枝上会长出乐园苹果的生命树。

我想在自作的歌剧中表现我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无法表达清楚的事物，也就是说，我想赋予人类生活一种高尚动人的意义。我歌颂自然的清净与无穷的丰盈，追随自然的步伐，借自然难以避免的痛苦，以臻至相反的精神层面。这样，横跨在自然与精神两极的生命跃动，就可以像高挂空中的彩虹那样，明朗艳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