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我要写一本蒙台涅写的那种书，但我的目的与他的目的相反，因为他的《论文集》完全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我逐日撰写的文章则是写给我自己看的。【1】

卢梭

各位读者，这是一本一字一句皆出自真诚的书。你把书打开一看，就会发现，书中所言，除家庭和个人之事以外，便无别的。【2】

蒙台涅

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开始写作于1776年秋季。1778年5月20日他离开巴黎，搬迁到吉拉尔丹侯爵向他提供的埃默农维尔山庄的新居。在新居仅住了一个多月，7月2日上午在山庄散步回家后，突感不适，病情急剧恶化，来不及抢救，于11时与世长辞。从1776年秋到1778年7月这一年多“孑然一身，没有兄弟，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可与之交往的人”的日子里，卢梭为什么要记述他散步中的“梦”呢？读者在展卷阅读本书之前想必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卢梭写作此书的因由和思路的展开与笔调变化的掌握，是有帮助的。以下，译者谨就管见所及，与读者一起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事情要从《忏悔录》说起

（1）听众的沉默是不祥的征兆

1764年末，卢梭在莫蒂埃【3】开始写作《忏悔录》。1766年3月至1767年5月流亡英国期间写完了前几卷，而最后1卷（第12卷）大约于1770年杀青。他满怀希望，以为用这部“披肝沥胆地暴露自己”的书可以证明自己的无辜，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终止官方和教会从他的《爱弥儿》1762年被判为禁书之后对他的迫害，并揭露敌人对他的诽谤和施展的种种阴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敢于结束1767年5月从英国潜回法国之后居无定所的逃亡生活，回到巴黎。多亏孔迪亲王从中帮助和多方疏通，巴黎当局才默许他回到首都，只要他不随便发表文章，大家就不管他。于是，1770年6月24日他又回到了他从前居住的普拉特里埃街（今让—雅克·卢梭街）的圣灵公寓；经历了8年苦难的流浪生活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他始终记住他此次回到巴黎的目的。尽管他“不随便发表文章”，但他要另想办法“公布事情的真相，他几次邀请公众来听他朗读他的书【4】。第一次是12月在佩泽侯爵家，第二次是12月末在多拉家，第三次是1771年2月念给瑞典王子听，还有一次是5月在埃格蒙伯爵夫人家”【5】。在埃格蒙伯爵夫人家读完第12卷【6】后，他表情严肃地发表了如下一段声明：

我讲的都是事实。如果有人说他所知道的情况与我所讲的情况相反，即使他说的情况是经过千百次验证的，他心里也明白，那全是谎言和诬蔑不实之词。如果他不去深入调查，并在我活着的时候给我把事情弄清楚，那他就是一个不公平正直和不尊重事实的人。至于我，我要在这里毫无畏惧地公开声明：将来无论什么人，即使他没有读过我的书，只要他亲自对我的天性、我的人品、我平日的作风、志趣、爱好与习惯进行一番观察之后，还硬说我为人不诚实的话，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被绞死的人。【7】

他讲完这段话以后，满以为可以得到热烈的响应，然而听众却报以死一般的沉寂，一个个全都默不作声。这样的气氛，不仅令人尴尬，而且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果然，1771年5月10日，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应埃皮奈夫人的请求，下令禁止卢梭向公众朗读他的书；法官也召见他，告诫他要“安分守己”，否则就会导致法院对他的旧案重提。这一下，他被封住了嘴。

敌人胜利了，让—雅克·卢梭再一次遭到失败。

（2）圣母院的祭坛被关闭，这难道是上天的旨意？

卢梭失败了，但他并不认输。禁止他向公众朗读《忏悔录》这一做法的本身，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他的敌人心里有愧，证明他的敌人还在继续玩弄阴谋，而他更加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吗？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为自己辩护，而是如何辩护；这时，他忽发奇想：写一本与《忏悔录》在形式和笔调上完全不同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将不像在《忏悔录》中那样详细陈述事实和内心的感情，而要自己对自己作一次客观的分析和评判。他把自己一分为二：把“让—雅克·卢梭”分为“让—雅克”和“卢梭”，另外还设想了一个法国人，通过他和这个法国人的对话，阐明他一生行事的是和非。从1772年到1775年底，他极其秘密地以《卢梭评让—雅克》为题写了三篇《对话录》。文字有时明快，有时晦涩，拐弯抹角，故布疑阵。被一分为二的卢梭和一个法国人谈论那个人人都在评说，但谁也不真正了解的让—雅克。卢梭读过让—雅克的著作，并且十分赞赏，而那个法国人没有读过让—雅克的书，却没完没了地重复让—雅克的敌人散布的流言飞语和捕风捉影之词，说什么作品是好的，但作者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作品的“好”与作者的“坏”是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论证让—雅克是一个好人？如何论证这个热爱真理和热爱人类的让—雅克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统一性？是卢梭这部《对话录》全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