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4/11页）

他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自己！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养你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号，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憎怒。父亲这封信，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不由得将父亲的教导作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每个人都是有把子力气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哥哥上大学，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那么父亲的愤怒，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贱，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隐含着一种藐视。父亲属于后一类。如今思考起来，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对哥哥，抑或对父亲自己，难道不都可悲吗？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以后的七年内，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我却极想上大学了。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了。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不同意，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是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肯定比起哥哥那封信更无情。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两百元整，电汇。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我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被捏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楞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破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声中被抬高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而且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