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11/14页）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接着将会轮到四弟。那么家中就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

母亲越是刚强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上帝保佑，我的家并未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一九七九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锁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试吧！”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锁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那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颗受了伤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算起来我有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吗？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那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出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可以植假睫毛的吧？……”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吗？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六十七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十五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这一类宣传。如这等模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的那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