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杂感

今年是我本命年。

最切身的体会，是意识到自己开始和许多中年人经常迷惘地诉说，或嘴上自我限制得很紧，但内心里却免不了与经常联想到的一个字“接火”了。

这个字便是那令人多愁善感的“老”。

“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理恓惶的字眼儿。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黏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它的征兆，首先总是表现在记忆的衰退方面。

我锁上家门却忘带钥匙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仅去年一年内，已七八次了。

以前发生这样的事儿，便往妻的单位打电话。妻单位的电话号码是永远也记不清的，把它抄在小本儿上，而那小本儿自然不可能带在身上。每次得拨“114”询问。于是妻接到电话通告后，骑自行车匆匆往家赶。送交了钥匙，还要再赶回单位上班。再一再二又再三再四，妻的抱怨一次比一次甚，自己的惭愧也就一次比一次大。

于是再发生，就采取较为勇敢的举动，不劳驾妻骑自行车匆匆地赶回来替我开家门了，而冒险从邻家厨房的窗口攀住雨水管道，上爬或下坠到自己家厨房的窗口，捅破纱窗，开了窗子钻入室内。去年一年内，进行了七八次这样的攀爬锻炼。有一次四楼五楼和一楼二楼的邻家皆无人，我是从六楼攀住雨水管道下坠至三楼的，破了我自己的纪录。前年大前年每年也总是要进行几次这样的攀爬锻炼的。那时身手还算矫健敏捷，轻舒猿臂，探扭狼腰，上爬下坠，头不晕，心不慌，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自去年起就不行了，就觉身手吃力了。上爬手臂发颤了，攀不大住雨水管道了。下坠双腿发抖了，双脚也蹬不大稳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必得在腰间牢系一条长长的绳索保份儿险了。仅仅一年之差，“老”便由记忆扩散向体魄了，心内的悲凉也便多了几重。

也不止是出家门经常忘带钥匙。办公室的钥匙，丢了配，配了丢的，现有的一把，已是第五代“翻版”了。一个时期内再丢也无妨了，最后一次我配了几把。

信箱的钥匙也丢，丢了便得换一次锁。不好意思再求别人换锁，自己懒得换，干脆不上锁了。童影厂一排信箱柜中，唯一没锁的，小门儿上一个圆锁洞的，便是梁晓声的信箱无疑了。

春节前给《中篇小说选刊》的一位女同志回信，不知怎么，寄去的是空信封。也不知写给她的信，塞往寄给另外什么人的信封邮走了。所幸非是情书，所幸没有情人。否则，非落得个自行的将绯闻传播的下场不可。

最使自己陷入难堪的，乃是其后的一件事儿——因替友人讨公道，致信某官员，历数其官僚主义作风一二三四诸条。同时给那受委屈的人去信，告之我已替他“讨公道”了，且言，倘无答复，定代其向更上一级申诉。结果，两封信相互塞错了信封。

于是数日后友人来长途电话，说晓声坏了坏了，你怎么把写给某某官员的信寄给了我？

我说别慌别慌，我再给他写一封信寄给他就是了嘛！

友人说：我能不慌么？你应该寄给我的信中，都写了人家些什么话呀？人家肯定也收到了，不七窍生烟才怪了呢！你给他本人写的信措词都那么的不客气，该寄给我的信里，还不尽是骂人家的话呀？我完了，以后没好果子吃了。你这不是替我“讨公道”，你这等于是害我啊！……

所幸那官员的秘书同日也来了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儿。

我急反问：那信给领导看了么？

她说：你又不是写给领导的，我怎么能给领导看呢？

我说：撕掉撕掉！塞错信封了，我近日再给领导写一封……

她说：我关心的是，你把本该寄给领导的信寄哪儿去了？如果让不该收到的人收到了，影响多不好呀？

我说：放心放心，那是绝不会的。本该寄给领导的那封信其实没寄出……我……我已经销毁了……

而此事之后，被邀与几位文学师长同住某招待所观看某电视剧——结束前两日往家中打电话，嘱妻将钥匙留在传达室（不敢随身带着住在招待所，怕丢了）。

有人见我不停地拨，就说兴许你家没人吧？

我说不是家里没人，是电话中说——无此号码！这不是咄咄怪事嘛！

对方说：是够怪的。晓声你不至于连你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清吧？

我不太有把握地说：我想，也不至于的吧？

最终还是不得不往厂里打电话，请总机值班员查查电话表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总机值班员连说好好好——我听出她在那一端强忍着笑。

从始至终恰在一旁的林斤澜老师，一本正经地说——晓声你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师了，咱俩就算平辈儿，论哥们儿得了。不过我还能记住我家的电话号码，冲这一点，我称你晓声老哥，似乎也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