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贯叶泽兰——随处可见的平凡杂草（第6/7页）

另有一些可怕的杂草则纯粹是人类的短视所致。有箴言说杂草只是长在了错误地点的植物，如今这话又有了新的诠释。人类移栽了许多物种——尤其是可以用来装饰花园或当作粮食的植物——就是为了让它们在新环境中能够所向披靡。它们常常被迁移到距离原生环境几千公里的地方，从而避开啮咬植物的害虫和原产地的病害，但也脱离了这些因素的制约。这些都市入侵者们多来自于土壤肥沃的亚热带，其破坏力更不可与寻常杂草同日而语。澳大利亚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超过2500种外来物种对当地的野生生物造成了巨大伤害。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类“外来入侵者”所造成的危害，使它们成为继气候变化和栖息地减少之后第三大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某种植物即便本性温和，一旦到了新环境里也可能性情大变。千屈菜是英国最美丽的花卉之一。约翰·艾弗莱特·米莱斯[11]在画作《奥菲莉娅》中描绘了奥菲莉娅溺死的场景，河岸上那一束束洋红色的花枝正是千屈菜。这种花优雅含蓄，喜欢长在溪边或沼泽地，很少走远。它的英文名直译自拉丁文Lysimachia，意为“冲突的拯救者”，而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认为千屈菜对平静和谐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把它放在易怒公牛的牛轭上，便可平息怒气”。但这种花于19世纪初来到了新大陆——它很可能就藏身在某块从欧洲湿地挖出来的压舱石下，搭了一趟顺风船——无论如何，它的到来注定会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应。压舱石被丢弃在了海岸边，于是千屈菜就在这里生根发芽。这里不是英国，地上地下都没有讨厌的虫子啮咬它、牵制它，于是它如同雄心勃勃的开拓者一般一路向西。站稳脚跟后它又开始沿河道而上，把河岸两边覆盖得严严实实，绵延数英里，逼得本地物种几乎要在当地灭绝。哈德孙河湿地变成了一片密密实实的紫色丛林，连麝鼠也钻不进去。到了2001年，千屈菜甚至蔓延到了生态脆弱的阿拉斯加沼泽。

不过好在千屈菜只能在湿地环境中肆虐，这或多或少是种安慰。植物迁移的规模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多，极端强大的有害植物——能四处蔓延、生长迅速、绿叶蔽天、常年不凋、无孔不入、能适应各种气候的恶魔之草——竟还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并横扫从亚马孙巴西坚果果园到赫布里底群岛[12]土豆田的各种植被，也真够让人惊讶了。这种植物之所以还没有出现——也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原因在于一个与植物有关的重要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将帮助我们找到一个能暂时缓解杂草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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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是当今世界一个十分寻常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物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这让双方都不知所措，但有时也会带来新的契机。杂草就是这庞大的外来大军中的一员，所到之处，它们总是不受欢迎。倘若简单地把我们对外来植物的态度与我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相对比，或是轻佻地认为人们对入侵植物合理的担心乃是某种植物版的仇外，都是不对的。杂草带来的问题是确有其事、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给予它们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也往往是理性的。不过，我们在文化层面对外来者的回应却都十分相似。杂草的典型形象是不被信任的入侵者。它们抢走了本属于本土植物的空间和资源。它们的粗鄙使它们成为了植物中的底层公民。它们那往往来自异邦的出身和几乎总是异端的行径，都在不停挑战着我们忍耐的限度。我们有没有对它们多一些忍耐并尝试着接受它们，或者努力阻止它们离开原生环境、入侵我们精心雕琢的小天地？这熟悉的多元文化的难题，竟在杂草生态学中也得到了重现。

人们最担心的是意外融合所带来的后果。杂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优势可能会令全世界的物种趋向于单一，有特色的物种和当地的物种会被侵略性强且在任何环境都能生长的物种驱逐出去，后者被政治学家斯蒂芬·迈耶[13]称为“适应性强的多面手”。“总会有足够多的生物不断地覆盖着这个星球，”他在他的著作《荒野的终结》中写道，“但覆盖着的生物却不再相同：它们的多样性越来越小，来自异乡的物种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新意，越来越难让人感受到我们灵魂深处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赞叹。生态系统会围绕人类形成，大自然中缤纷让位于单调，瑰丽让位于苍白，喧闹让位于死寂。”

这一切已经发生。早在20世纪初，许多常见的杂草已是遍布四海。例如蕨菜、繁缕、萹蓄、小酸模、异株荨麻和旋花，这些本是英国的土著品种，如今足迹也遍布五大洲。无论是欧洲、北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城市里最常见的杂草品种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传播最广的杂草都来自欧洲，这是当年的殖民统治所遗留下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副作用。不过，如今的世界贸易为所有潜在的杂草都提供了同样理想的机会。于1977年汇编的“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杂草”前十八位名单中，只有三种欧洲植物——藜、田旋花和野燕麦。剩下的大部分是来自热带的凶猛杂草，包括排名第七的丝茅和排名第一的香附，而香附更是被公认为“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