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大江大海一箱啤酒（第2/4页）

　　然后我看见卢大海双手插兜走进凉亭来了，路灯给他投下了一个威武至极的影子。他走到近前，用坚如钢铁的食指在那孩子脑门上戳了几下，用一种特有的很难模仿的口气说话。“我们楼的孩子，”他说，“你们这些×崽子给我离远点。”那种口气是这样的：上下门牙在说话时尽量不分开，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在牙齿间摩擦震动成浑身是刺的样子才蹦出来，听上去冷极了。那一刻我觉得卢大海是好人。

　　接着他又说：“有钱吗？”两个×崽子便乖乖掏出一把零钱来，还贡献出半盒烟和一个打火机。卢大海每人赏了一个没什么声音但看起来很疼的耳光，然后用很快很低的声音说：“滚蛋！”这两个字是这样说的：“滚”字发音很不完整，且轻，快，一下就滑到了“蛋”字上；“蛋”的发音则极重，发自丹田，掷地有声，说之前不知为何还要咬一下舌尖。这样说这个词时，仿佛他只说了个蛋字。我整理整理衣襟，对他一竖大拇指：“真是好狗护三邻——”话音未落，他就生气地大叫：“滚蛋！”声音高了十倍，我赶紧就滚蛋了。其实我话还没说完，后面是：好汉护三村。

此时我又觉得卢大海果然还是坏人。

　　好人和坏人，实在很难划一条清楚的界限。有的人做这件事时是善的，做那件事时是恶的。有时是立场问题，你觉得是善的，我觉得是恶的。有时你判断一个人善或恶，但这种善或恶却有瑕疵，例如一位大慈善家实际上是恋童癖，一个强奸惯犯从火场里救了十几个人，很难说到底谁是谁的瑕疵。如果尝试用简单的善或恶去定义一个人，就会陷入幼年的我所遇到的困境。而一旦接受了同一个人可善可恶这个想法，心里就轻松多了，因为自己也是这种货色。我开悟这一点相当晚——是在2008年看《撞车》的时候才想明白的。《撞车》里有个黑人演员，实际上是个歌手，名叫卢达•克里斯，我看的时候呵呵笑着心想：这哥们儿可能是卢大江卢大海他们家外国老三；就在此时，我才想起了这俩人，因为当时距离他们惹下塌天大祸已经三年了。

　　关于他们惹祸的传闻中另一个出入极大的变量就是当晚他们喝的酒。有人说是喝白酒，喝了四瓶二锅头；有人说是喝啤酒，一个人喝了六瓶。开什么玩笑，这些量还不够卢大江一个人解渴的。我为了求证这件事，或者说是打着求证这件事的招牌，去找卢家的老父亲聊了一次天。

这老头如今已经七十多了，耳朵不好，说话很费劲。他喜欢抽烟，还是烟袋，烟味儿非常之冲。老太太不让在家抽，就在楼道里抽，我们就是在楼道里聊的。我闻了一个钟头的二手烟，将来我要是得了肺癌，肯定得找卢家算账。

　　事发当晚，两人喝的确实是啤酒，喝了一箱。有关一箱啤酒的事，很多街坊聊天时都叹道：“一箱啤酒对那两个人算个屁？派出所真是太没有见识了。”他们这么说是因为，录口供时，警察听罢“一箱啤酒”，拍桌大怒：“严肃点！”卢大江说：“没吹牛×，真是一箱，不信咱喝一回。”卢大海说：“就一箱而已，也值得吹牛×吗？”这是后来两个人分别跟老头说过的，老头看两个儿子喝了半辈子酒，应该没必要替他们吹。喝啤酒的事就是这样的。此外，两人都十分清醒，没有喝多，证据是他们动手打人之前还结了账。对这一点我非常吃惊，因为在我见过的各种大小阵仗里，都是说两句场面话，或不说，就直接开打，还真没见过有时间淡定地交钱带找钱的。我这么一问，老头在台阶上一磕烟袋锅子，笑道：“你听他们放屁哪！根本就不是在大排档打的！”　　这老爷子很爱笑，好像没什么烦心事，又好像烦心事太多懒得烦了，干脆笑笑作罢。以下内容，是他一边磕烟袋锅子，一边用各种方式笑着讲的。

　　那个夏天的晚上，卢大江和卢大海在小区门口的大排档要了一箱啤酒，也不怎么说话，就频频举杯。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开心。这世上像他们这样亲哥儿俩跑出来喝酒的实在太少了，喝酒都是跟哥们儿朋友喝，可是哥们儿朋友没有人是对手。江湖太寂寞，两人只能抱团取暖。偶尔聊上一两句，内容不外乎如此：“那天我把×××打了。”“哦，是吗？我也一直想打丫的。”　　正喝着，一阵笃笃声响，卢大江回头一看，来了个要饭的老太太。该老太太十分之整洁，穿的不是要饭制服，而是一件大背心，一条灯笼裤，都不很脏，也没有补丁。老太太头发整齐，脸和手上都没有泥，连指甲缝都很干净，用卢大江的话说“比我都他妈干净”。但是她一见面就颤巍巍地伸出手来，用极小的声音说：“给……给口吃的吧。”　　卢大江交代说，当时他笑了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要笑，事后非常后悔。老太太脸一红，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向卢大海，大概以为他浓眉大眼的会善良一点。殊不知卢大海眼睛虽大，眼仁儿却小，这种人都是恶煞，譬如钟馗。卢大海开口就问：“你是头天要饭吗？你这身行头不行啊！”然后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老太太呆在当场，双手还保持着捧水的姿势。呆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缓慢地转身，跛着一只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