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准学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捶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苟，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汉汉，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岛，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