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理性、非理性及肯尼迪家族成员英年早逝的原因（第2/4页）

理性经济学家都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要对理性经济学家的形象有更贴切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坐在计算机前，头顶上闪着股票走势。典型的理性经济学家大都扎在海量的数据中，钻研数字，在纸片上写满数学方程式，茶歇时会喝三杯浓缩的咖啡。虽然现实世界中的理性经济学家并非都穿着正装去华尔街上班，但他们大多基于理性自利的原则去分析和决策。任何决策——不管是要鼓励大一点儿的孩子还是小一点儿的孩子竞选总统、做进口酒生意还是搞演艺业、跟好莱坞小明星谈情说爱还是甩了她，所有决策最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做决策时是超级理性的“经济人”。一般人都会像约瑟夫·肯尼迪或戈登·盖克那样善于获知哪种选择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比如约瑟夫·肯尼迪决定卖出股票或是结束跟女友格洛丽亚·斯旺森的关系时一样，我们做出选择时是基于最佳的可得信息。当然，我们不能确切地预知未来，意料之外的随机事件也确实会发生。尽管这些随机事件在统计中最终会正负相抵，但就股市和坠机事件而言，有些平时看似很有道理的选择却会导致不幸的结局。从古典理性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肯尼迪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成员身上接连不断的家庭悲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更像是一连串不走运的赌博——谈不上神奇，只是碰巧倒霉而已。

非理性的傻瓜

然而对于肯尼迪家族的灾难，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不是运气太糟，而是判断力太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桑迪·格雷迪认为，“肯尼迪家族的诅咒”源于“他们祖传的富有男子气概的勇猛，以致变成了鲁莽”。这当然适用于第一场悲剧——小约瑟夫之死。这位肯尼迪家族的长子当时已经执行了足够的飞行轰炸任务，原本有资格撤退，但他自告奋勇，驾驶着一架载满炸药的飞机，直接飞向一处防御森严的德国加农炮阵地。同样鲁莽的决策风格也体现在其孙辈迈克尔的身上，导致他在滑雪时莽撞地冲下一段树木丛生的山坡而意外身亡。至于特迪的汽车冲下查帕奎迪克大桥，更是随机的坏运气，当然一夜狂欢和一点儿糟糕的判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糟糕的判断力理论，与当前最流行的决策理论一拍即合，即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常常是有瑕疵的、不理性的。

请想象以下情形：

A君排队买电影票。当他到达售票窗口时，得知自己恰好是第100万名顾客，并因此获得了100美元的奖励。

B君在另外一家电影院排队。排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到达售票窗口时，恰好是第100万名顾客，因此那个人获得了1 000美元的奖励；而B君作为紧随其后的顾客，只得到了150美元的奖励。

那么，你愿意做A君还是做B君？

理性经济学家的预期是，除非你对钱过敏（就像有的人碰到硬币皮肤会痒一样），否则任何正常人都会选择做B君，因为他比A君多得了50美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是A君。人们做出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放弃额外的50美元，只是为了回避那种只差一点儿就拿到1 000美元的沮丧感。

这种非理性偏见被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人们对损失的关注往往甚于对收益的关注。这种偏见的发现者是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他们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实验心理学联姻的产物）。行为经济学家是严谨的科学家，他们一般在实验室里工作，就人类行为做各种实验。虽然严谨，但典型的行为经济学家也颇具幽默感，他们喜欢挖掘人性的弱点并予以曝光，再对我们共有的非理性特征窃笑一番。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身着实验室白大褂，里面却穿了件滚石乐队的T恤——就是将“大红舌头”伸出来的那件。

从行为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有缺陷的复杂装置。理性经济学家把大脑看成是一辆闪亮的劳斯莱斯汽车，配备了强劲的12缸发动机和先进的导航系统；与此相反，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大脑更像是一辆行动迟缓的三汽缸南斯拉夫Yugo牌汽车，只有方向显示帮助导航。行为经济学家已用无数研究证明，我们那不堪重负的大脑常常无法做出理性经济学家所期待的富有逻辑的选择。人们也许都渴望理性，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日常选择恰恰有悖于那些冰冷生硬的理性经济学原理。

暴露我们思维缺陷的书籍和科学论文已经足够装满一个图书馆了。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搜索“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列表”，就会发现迄今为止专家已经确认了97种不同的心智缺陷（mental defect）。不如趁坐在抛锚的Yugo汽车里面等待救援拖车的好空当，先让我们来了解几个好玩儿的心智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