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各位次级自我（第2/5页）

当我们听到其他人打喷嚏、咳嗽、看到皮肤病变的症状、闻到不良气味时，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都会被激活。甚至一想到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例如斯里兰卡和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夏威夷或伦敦），都会导致这类次级自我进入备战状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偏远地区的人员携带的外来病菌，我们不太可能拥有抗体，也许他们在我们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就带来了可能致命的病菌。

当内在的强迫性疑病症患者进入备战状态时，我们会采用阻碍病菌传播的行为模式。因为其他人有可能携带病菌，所以这位次级自我会使我们为了避免和外界接触而变得更加内向，对他人的容忍度也会降低——因为外来人口有可能携带更多的外来病菌。卡洛斯·纳瓦雷特和丹·费斯勒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怀孕的前3个月尤其害怕外国人，这正是最容易导致胎儿感染的时期。总之，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希望规避任何与病菌有关的事物。

社交型次级自我：团队合作者

他人会带来威胁和疾病，但他们同样也是我们生命中重要收益的来源。若要成功地进化，人类祖先就需要跟其他同伴友好地相处。研究狩猎采集族群的人类学家发现，交朋友和建立同盟对于进化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人类学家金·希尔和玛格达莱娜·乌尔塔多深入南美洲的热带雨林，研究了一个名为“Aché”的部落，仔细记录下该部落中有哪些成员会跟他人分享食物。他们发现，此部落中的人们都为彼此提供了自然的饥饿保险。在没有冷藏设备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吃不完一头猪，便可以由几个家庭共同分享猎物，这样就可以共担风险，从而平安度过缺少食物的困难时期。

这个部落的人不仅共同分享食物，而且相互传授宝贵的生活技能，例如捕鱼、烧饭、修建房屋。东西太大一个人搬不动的时候，大家就齐心协力一起搬。有坏人来袭时，人多力量大，也会更安全。

对朋友和同盟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祖先搬出丛林住进大城市而终止。现代城市的居民仍然在为建立和保持友谊投入大量精力。例如，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脸谱网（Facebook）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0亿，他们用大量时间分享报纸上的好文章、新出的好歌，或是了解朋友家的孩子取得的好成绩，还要发表适当的评论（“你一定很骄傲吧，詹妮！”）。我的研究生每年在手机上的开销超过1 000美元，虽然他们的年收入只有15 000美元。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准备搬家时，当我们的汽车抛锚需要搭车时，或当我们需要育儿建议时，我们都需要朋友。

社交型次级自我可以被任何关于友谊的线索所触发（例如，你从前的大学室友给你寄了张贺年卡，或是同事请你吃了午饭）。这位次级自我在友谊受到威胁时也会被激活。如果你感觉孤独、没人爱或遭到他人利用时，社交型次级自我就会跳出来掌舵。当内在的团队合作者进入备战状态时，人们会花更多钱去购买能把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商品，而不是用于独自消费的商品。这位自我也会促使我们去做自己可能不喜欢但是朋友喜欢的事情，例如陪朋友看一场很烂的电影。总之，社交型次级自我希望被他人认可、喜欢，被他人当作朋友。

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积极进取者

除了努力与同伴相处，我们的祖先还需要应对另一个挑战，即在群体中获得并保持自己的地位。获得他人的尊敬总是能带来各种益处，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从人类才开始的。例如，狒狒首领总能享用到第一口食物并占据水坑边最好的位置，雄猩猩首领能够跟最好的雌猩猩交配。斯坦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对一个狒狒族群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族群中地位高的动物比地位低的动物的生理应激反应更少。

社会地位高的好处在现代社会仍旧适用——老板有大办公室，他的雷克萨斯汽车有专用的停车位，可以坐飞机的头等舱，可以去最好的餐厅用餐。因此，很多人都殚精竭虑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地位，包括花大价钱买古奇鞋、阿玛尼西装、劳力士手表、宝马汽车，以及在高档酒店吃500美元一顿的大餐。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称的“奢侈病”已影响到各阶层的购买行为，包括300美元的鞋、10 000美元的户外烧烤架、20 000美元的冰箱、200万美元的豪宅，还有私人飞机和超大型游艇等。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市郊，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处于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关键阶段，他们常常要求父母多花一倍的钱给他们买衣服和背包，生怕在同学面前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