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女孩效应（第4/5页）

妇女的确是该地区发展策略的关键。研究东亚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普遍的模式：以前这些年轻女性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不足道，后来国家把她们注入经济领域，随即大大增加了劳动力。基本的处方就是缓和压制，不只让男孩接受教育，也让女孩接受教育，并且让女性有搬迁到城市及在工厂工作的自由，由此因为晚婚和减少生育而迎来了“人口红利时期”^{2。同时，妇女还会资助晚辈亲人的教育，把薪资的一部分用来储蓄，从而提升了国民储蓄率。这样的模式被称为“女孩效应”。由于女性染色体由XX组成，这也称为“双X解方”。}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只在经济繁荣的东亚，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帮助妇女都可以是打击贫穷的成功策略。“自雇妇女协会”（The 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于1972年在印度成立，从那时起，该协会就在支持最贫穷的妇女从事自己的事业，这项举措使当地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令学者及其他基金会都相当赞叹。在孟加拉国，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立“乡村银行”，锁定女性为放贷对象，实施小额金融贷款。最后他因为这项事业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孟加拉国团体——“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BRAC）是世界最大的反贫穷组织，他们帮助最贫穷的妇女，拯救其生命，提升其收入。乡村银行及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让世界上其他的援助组织渐渐发现，女性不只是他们所做这些工作的潜在受惠者，更是发扬光大的媒介。

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开始注意到妇女所代表的潜在资源。“对于女孩教育的投资，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投资里具有最高回报率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时这么写道。“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从事这项投资，而在于国家是否负担得起不教育更多女孩的后果。”2001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ity in Rights, Resources and Voice），表示推动性别平等是对抗全球贫困问题的关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一则重要报道，主张性别平等能够带来“双重红利”，不只提升妇女地位，也提升她们的孩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对于日益增加的相关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如此总结：“赋权妇女有助于提升经济生产力，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健康及营养水平，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机会。”

在发展及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多深具影响力的学者，包括森、萨默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经济学界传奇人物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保罗·法默（Paul Farmer）医生等人，呼吁大家多加关注妇女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私人援助团体和基金会也开始转换方向。“饥饿援助计划”（the Hunger Project）声明：“女性是终结非洲饥饿问题的关键。”成立“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法国外交部长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谈到发展时直率地声明：“进步要通过妇女来达成。”“全球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发布了一则重要报道来解释“为何及如何把女孩放在发展的中心”。国际救援组织“各地援助及关怀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在反贫穷的努力方面，也把妇女放在中心地位。“耐克基金会”与“诺瓦基金会”皆把焦点放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女孩增加机会上。高盛投资银行在200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这么总结：“性别不平等有碍经济增长。”该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若能让女性接受教育，该国的经济表现将会有多大的进步。部分因为这份研究的关系，高盛拨1亿美元给“1万名妇女”计划，向1万名妇女提供商业教育。

“9·11”事件后，对于恐怖主义的担忧，也使得军事及反恐机构等单位对这些议题深感兴趣。国家安全专家表示，滋生恐怖分子的国家，很大一部分是妇女遭到社会边缘化的国家。美国国防部愈是深入了解反恐主义，愈是体会到投下炸弹往往无所帮助，于是转而对女孩教育这种攸关一般民众的计划发生兴趣。军方人士认为，赋予女孩力量，就能削减恐怖分子的势力。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的女孩教育情况时（他们在2008年也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就能了解，性别是个完全符合国际事务议程的严肃议题。我们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也能明显看到这样的转变：过去用来讨论分导式多弹头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策的木制壁板大厅，现在也用来举办孕产妇死亡率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