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孕产妇死亡率一分钟一名妇女（第3/4页）

2009财年，小布什总统竟然提议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孕产妇和儿童护理方面的经费降低18%——也就是说仅剩3.7亿美元，平均下来每年每名美国人约1.2美元。

保守派强烈反对强制堕胎，自由派激烈争取堕胎权利，但是女性因难产而死的问题，一直缺乏群体的支持。民众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可以算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工作的缺失。每天有数量相当于五架波音747乘客数量的妇女死于分娩，但是新闻几乎从来没有报道过这项议题。如何解决？我们应大声疾呼，领导起全球产妇拯救运动。现在，美国人花在孕产妇健康上的经费，还不到军事经费的0.05%。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5年有53.6万名妇女在怀孕或分娩时丧命，这样的死亡人数30年来几乎没有退减。儿童死亡率已大幅下降，人类的寿命已延长不少，但是生育的致命程度依然跟以前几乎一样——每一分钟就有一名孕产妇死亡。

孕产妇死亡有99%发生在贫穷国家。最常见的衡量方法是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即每10万个活产当中，有多少名产妇死亡。不过统计数据通常非常贫乏，只能概略地估计。爱尔兰是世界生育最安全的地方，孕产妇死亡率是1/100000。美国有较多女性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护，孕产妇死亡率是11/100000。相较之下，南亚（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是490/100000，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900/100000，而塞拉利昂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达2100/100000。孕产妇死亡率所计算的是单次怀孕的风险，而贫穷国家的妇女一生怀孕多次，因此统计学家也计算了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世界上终身风险最高的是西非国家尼日尔，该国妇女死于分娩的概率是1/7。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概率是1/22。印度虽然建了那么多宏伟壮丽的高楼，一名印度妇女的一生，依然有1/70的概率死于生产。相较之下，美国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概率是1/4800，意大利是1/26600，而爱尔兰只有1/47600。

由此可见，贫穷国家孕产妇死亡终身风险高于西方国家1000倍，这真应是一项国际丑闻。更糟的是，这样的差距还在一天天地拉大。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在1990～2005年之间，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但是非洲的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小。事实上，由于人口越来越多，死于生育的非洲女性人数，从1990年的20.5万人升高至2005年的26.1万人。

孕产妇伤病（分娩时所受的伤）比孕产妇死亡发生得更加频繁。死于生育的妇女，与承受瘘管或严重撕裂伤等重大伤害的妇女，二者比例至少是1:10。不安全的堕胎每年造成7万名妇女死亡，另外有500万名妇女严重受伤。照顾那500万名妇女的经济成本，估计每年是7.5亿美元。证据显示，妇女若死于分娩，她的孩子早夭的可能性也大。

坦白说，对于列出一堆数据我们相当犹豫，因为就连具有说服力的数字，也没办法激发世人采取行动。越来越多的心理研究显示，统计数据会让人愈看愈麻木，鼓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反而是个人的故事。在一项实验里，研究对象被分为几个小组，研究者请每个人捐助五美元来减轻国外的饥饿问题。第一组被告知捐款会送给马里的一名七岁女孩罗琪雅；第二组被告知捐款会用来帮助解决2100万非洲人的营养不良问题；第三组跟第一组相同，被告知捐款会送给罗琪雅，但是在这一组里，还加了一些统计数字带出了全球性的饥荒问题。结果显示，人们捐助罗琪雅的意愿，远大于帮助2100万个饥民。甚至第三组，也降低了大家帮助这个女孩的意愿。

另一组实验，要求实验对象捐助一个3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来对抗癌症。一组被告知捐款会用来拯救一名儿童的生命，另一组被告知捐款会用来拯救八名小孩的生命。结果，拯救那一名小孩的捐款，几乎是后者的两倍。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实验反映出我们的良知和伦理系统是基于管理个人故事的大脑，而非管理逻辑和理性部分的大脑。实验对象若被要求先解决数学问题，在激活了掌管逻辑那部分的大脑之后，他们的确不会那么大方了。

因此，我们宁愿放下统计数据，来讲讲席米·西佳耶（Simeesh Segaye）的故事。如果有更多人认识这位待人温柔、声音轻柔的21岁农村女孩，我们保证“孕产妇健康”会一下子成为他们的首要之务。我们第一次看到席米时，她正躺在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主病区尽头的病床上。她跟我们讲起她的故事，助产士鲁思·肯尼迪替我们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