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娜的医院（第2/3页）

“我必须再试一次，”她回答，“现在比以前更急迫，本来我们有的两三家健康中心，都被战争毁了。”

“那把镇子边上的一块地给你吧，”他说。

“不行！”埃德娜执拗地说，“要是有人半夜两点生孩子，她怎么去医院！”

如果地点选在哈尔格萨镇内，只有一块地可以用，那里是前政府的阅兵场，常用来囚禁、鞭笞和处死人民。内战结束后，这块地废弃了，索马里兰人把它当成垃圾场。埃德娜去探查场地时，被那里的脏乱差吓了一跳，但她也看到了优势：这里位于镇上的穷人区，靠近最需要她的人们。埃德娜拿出30万美元（她的毕生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着手规划自己的医院。

这个梦想相当大胆，可能也很愚蠢。设于哈尔格萨镇的联合国观察哨所的一名官员表示，埃德娜的愿景是伟大的，但是对于索马里兰来说，野心过大。他讲得有理。非洲国家充斥着残缺不全和半途而废的计划，因此对于一个驱动力主要来自梦想而非资金负债表的计划，抱持怀疑态度是正常的。建这个医院的另一挑战是，像索马里兰这样不受国际承认、独立出来的国家，联合国和私人救援团体这类的潜在支持者不会非常积极地提供帮助。

医院大体上兴建完毕，但还没盖屋顶时，埃德娜的钱已经用完了。联合国和其他捐助者深表同情，但是不愿意提供资金。这时伊恩·费希尔（Ian Fisher）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埃德娜和她梦想的文章。安妮·吉尔胡利（Anne Gilhuly），一名刚从美国康涅狄格州富人区的格林尼治高中退休的英文老师读到了这篇文章。她当时在成人继续教育班教授古典文学，同时继续做她的莎士比亚和剧场研究。但是这篇文章触动了她，照片上，埃德娜站在尚未兴建完成的医院旁边，这也令安妮相当感动。安妮在格林尼治镇的一位朋友塔拉·霍尔布鲁克（Tara Holbrook）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她们通了个电话。

“我们讨厌圣诞节送给孩子们那些塑料玩具，更愿意通过这个方式为世界的孩子做点好事：帮助他们的母亲活下来，”安妮回忆道，然后很快自嘲地加上一句，“听起来是陈词滥调，我知道。”

于是安妮和塔拉联系了埃德娜。她们也咨询了各个领域的专家，评估埃德娜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能够达成。美国前大使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和其他专家表示可能性很大，这让安妮更有劲头了。不久，她和塔拉发现，明尼苏达州也有群人读到了伊恩的文章，想要助一臂之力。这群人当中有几名索马里兰人，牵头的是做计算机主管的穆罕默德·萨马塔（Mohamed Samatar）和精力充沛的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Sandy Peterson）。

桑迪的女儿六岁时曾遭邻居强暴，接下来又经历了从心理咨询、进精神病院到自杀未遂的一连串后续事件。桑迪发现许多非洲女孩也遭遇过同样的痛苦，但是没有得到过丝毫的帮助。明尼苏达人成立了名为“埃德娜医院之友”（Friends of Edna's Hospital）的组织，申请了免税资格。两组人马集中力量团结合作。第二年六月获得免税资格后，安妮开始对外呼吁。

“我和塔拉发送的第一批筹款信，主要面向我们这一代的妇女，我们认为她们应该会对埃德娜在父系社会中的成就感到光荣，”安妮回忆道，“她们的确回应了。”

埃德娜在她位于索马里兰的医院门口。（拍摄：尼可拉斯）

有了安妮和她朋友的帮助，医院终于落成了。在兴建过程中，埃德娜打破了索马里兰营业的所有常规。首先，她禁止工人咀嚼卡塔叶，那是一种含有类似安非他命^{14物质的叶子，全区的男人都喜欢咀嚼。工人不相信她会来真的，后来她解雇了一些不服从的人，他们才乖乖听话。接着，埃德娜坚持让泥瓦匠教妇女制作砖块。起先他们抗拒不从，但是谁付钱谁是老大，因此索马里兰很快有了第一批女性制砖者。哈尔格萨镇的当地商人也支持医院，让埃德娜免费使用建筑设备，他们甚至捐助了860袋水泥。}

最后，一座三层的白色医院建成了，前方用英语写着“埃德娜·阿丹妇产医院”（EDNA ADAN MATERNITY HOSPITAL），完全看不出来它的前身是垃圾场。沐浴在午后阳光下的这家医院，有着西方医院的卫生标准和办事效率。任何习惯了破破烂烂的非洲医院的人，看到它都会惊叹不已。医院有60张床位和76名职员，埃德娜住在医院内部的一间公寓里，以便能够随时待命。她不领薪水，甚至还动用世界卫生组织发放的退休金来补足医院运营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