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娜的医院（第3/3页）

“像这种东西对我们就非常珍贵，”她拿着外科手术口罩说，那是在索马里兰买不到的。医院的所有医疗用品都是进口的，也幸亏有来自四方的捐款和物资，医院才得以运作下去。发电机是丹麦难民委员会送的；超声波仪器来自曾经来访的一位德国医生，他把旧的送了过来；血液冷藏箱是一位索马里人捐赠的，他欠埃德娜人情；联合国难民署捐赠了一辆救护车；荷兰送了两个婴儿恒温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建造了一座门诊中心；英国捐赠了手术室的设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了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输血的检验试剂。

“埃德娜医院之友”一开始是在美国搜集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材，然后运到索马里兰。后来渐渐变成纯粹募款，好让埃德娜就近购买医疗器材。该团体也资助了埃德娜的两名护理学生就读医学院，将来她的医院就能够拥有两名“自己的”全职医生了。此外，“埃德娜医院之友”也设法成立了捐赠基金会，好让医院在埃德娜去世后继续运作。

不可思议吧，医院就这样建成了。一次，凌晨三点，一名男子用独轮手推车把即将临盆的妻子推来医院。医疗团队立刻行动，火速把产妇推进产房。另一次，一名游牧妇女因在沙漠中分娩而得了瘘管，她丈夫无法忍受妻子的臭味和滴流不断的尿液，拿刀往她的喉咙一刺，刀子刺穿她的舌头，却卡在了上颚。其他牧民把她的喉咙用针线简单缝合后带到埃德娜的医院，一名瘘管手术客座医生把这名妇女的伤口从喉咙到膀胱都缝合了起来。

埃德娜在医院里巡视走动时，有如十月的天气：时而激愤如风暴，时而温煦如暖阳。她在医院的主要工作是一拨又一拨地训练助产士、护士和麻醉师，而且她不断用英语盘问这些培训生，希望他们全都能对答如流。在走廊上，这一刻，她停下脚步训斥一名出错的护理学生，确保她不会重蹈覆辙；下一刻，她跟一名瘘管病人谈话，又展露出无比的同情心，聆听病人哭哭啼啼地叙述丈夫如何逼迫她离开家里。

“我也是女人啊！”埃德娜握着那名女孩的手，“我听了也快哭了。”有一次，一名男子开车进入医院大门，后座里躺着即将临盆的妻子。车刚停下，妻子就生了，于是丈夫立刻调头要把车开回去。

“停下！停下！”埃德娜对他大吼，“你这样会害死你老婆！胎盘要取出来！”

“我不会付你钱的，”男人吼道，“我要走了。”

“关上大门！”埃德娜大声吩咐警卫，然后转身面向那位先生，“不付算了，”她说，然后当场在后座把胎盘拉出来，才命人打开大门让他离开。

索马里兰人有个迷信观念，认为火烧婴儿的胸口就能预防肺结核，因此埃德娜必须时时予以防范。至少有一次，一名母亲就在医院厨房这么干过。

医院建成后，美国赞助者们陆陆续续来到了索马里兰，他们想看看自己的支持促成了什么样的改变。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是前往哈尔格萨镇的第一个，后来其他人也陆续到来，包括安妮·吉尔胡利和她丈夫鲍勃。他们几年前拜访埃德娜时，埃德娜还身兼两职，除了在医院行医之外，她还担任索马里兰的外交部长。安妮在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埃德娜在她的医院帮一名妇女分娩。（拍摄：尼可拉斯）

我们跟她一起在伯贝拉市（Berbera）的亚丁湾（Gulf of Aden）游泳，当然是一件衣服也没脱就下去游了（除了鲍勃，他是男的，可以穿泳裤）。我们在那温暖的蓝绿色海水里畅游，远方是粉红色的山脉，她的保镖带着机关枪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来回巡视。

这比在我们家附近的基督教青年协会打桥牌有趣多了。

安妮也看到埃德娜强悍的一面。有一次，一名资深护士过了很久才召唤医生来做剖宫产手术。埃德娜认为护士危害了那名产妇的性命，当场勃然大怒，对着护士破口大骂，让安妮和鲍勃相当震惊。后来他们认为埃德娜是正确的：要拯救病人和改变医护人员的态度，她的确得来个下马威。

“埃德娜认为医护人员对产妇的处境不够敏感，她不希望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安妮回忆道，“在她的医院里，每一名病患都要被给予全面关注。这次的经验着实给我上了一课，仿佛心灵受到了洗涤，我这才了解到埃德娜承担的是如此重任，而我们外人要真正感受到这一点，又是多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