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痛

大约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是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一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现在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落款写着“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过了好几年，母亲才得知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这既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在泰国北部漫游，带着一堆明信片和一点现金，找不到邮局也不会说泰语。后来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可以信任她，就请她帮忙寄信。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总喜欢这么说），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玛特修女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信。从此她们开始长达几年的书信往来。玛特修女会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这些儿童住在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BanVinai。那里有四万五千名难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严重残疾的儿童有上百名。

很快，玛特修女开始寄给母亲一些产品目录。母亲会收到之后就付款买下那些物品，然后寄回难民营。有时也会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母亲招募她的学生收集书本、纸张和彩笔，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儿童。后来有一次，玛特修女给母亲的信像往常一样寄来，但内容有点不一样。她不是向母亲募小额的捐款，而是要几千美元。母亲立刻回信说她没有能力捐那样的数额。母亲的信里可能表现出了些许的不悦，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说她只是一名修女，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她们继续通信，接着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个朋友从菲律宾来难民营做志愿者，如果母亲想要帮助，但没有办法提供很多钱，那么也许她也可以来难民营帮忙。

我的母亲是个有条理而且谨慎的人，但也有很冲动的一面。当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母亲决定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去难民营工作。

妮娜那时正好快大学毕业了。

母亲和妮娜非常亲密，但那个时候她们正在经历母女间的小冲突，在很多事情上没法达成共识。但她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妮娜会跟着母亲去难民营工作。当时我想，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我倾向于后者的可能性，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她们还是坐飞机去了曼谷，然后坐在卡车后备箱，在夜里泥泞的路上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叫什么事啊，我怎么把妮娜也扯进来了？”母亲当时想。后来她才意识到，她甚至从未考证过这位修女和难民营。当她们到达难民营时才发现，这是她们见过的最为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中间还掺杂着几百只肮脏的狗，鼻涕流得到处都是，头皮像是被烧过，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在她们即将要服务的康复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四个阳光女孩非常乐意更多的人来帮助。康复中心里有许多孩子不能爬，有些连动都动不了。还有许多孩子存在着严重的发育问题。在那的第一个早晨，母亲要照顾一个名叫莽泉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二十岁了，但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浑身都是病痛，甚至包括大小便失禁。莽泉似乎很快就认可了母亲。她无法行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人背着。她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至少母亲是这样认为的。

但莽泉第二天没有再来，接下来也没有再出现。于是第三天晚上，母亲去她的帐篷里找她。母亲很快就知道了莽泉无法再次回到康复中心的原因。莽泉的父母很爱她，但他们太过年迈，没法照顾她。于是他们把她放在了极度简陋的帐篷外的一个阴冷的小棚子里，任她赤裸地躺在一块木板上，旁边放着一碗米饭。她的父母都在生病，没办法带她去康复中心。她污秽不堪，并因此觉得羞愧，不想让母亲看见她现在的样子，于是向母亲丢石头，让母亲走开。

那是第四天。

母亲和妮娜坚持了下来，并非常自豪自己有能力挨过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公共厕所是最可怕的地方，但她们很快也能一笑置之。

每天会有一百名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到康复中心。母亲和妮娜喂他们吃早餐，帮他们刷牙和洗澡，尽量与他们打成一片，逗他们开心。日积月累，母亲和妮娜的努力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那里的资源非常匮乏，她们就教孩子们用小鹅卵石来做游戏。妮娜在当地的泰国杂货铺发现了通心粉，于是教孩子们用通心粉串项链。母亲更多的时间是帮孩子们洗澡，妮娜则陪孩子们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