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祈祷书

母亲被确诊癌症已经过了两个月，我们在等她化疗后的第一次扫描结果。我无法想象该如何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母亲参加了她和父亲的周年纪念晚餐，也高兴地参加了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晚宴，尽管她那天感觉“不是很好”，不得不在敬酒之前离开。我们不知道她余下的日子是三个月、六个月，还是一年，或者真能出现奇迹的话，两年，再或者，奢望一些，五年。

设想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你有一本随身携带的书，可你不知道这本书会看多久。这本书可能像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一样短，也可能像他的《魔山》一样长，但你得在看完的那一刻才知道。如果带的是《威尼斯之死》，你早早就看完了全部，余下的漫长旅程再没有东西可以读了；如果是《魔山》，最后你下飞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只看了一个开头，而下次再看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学习如何掌握节奏进度。哪些习惯事物是需要保留的，哪些需要被丢弃；哪些需要补充，哪些该放弃；哪些庆祝是一定要参加的，哪些可以忽略；哪些书仍然要读，哪些书就算了；以及何时可以谈论母亲的病情，何时不便谈论。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会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后，也可能就在明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但我的意思是，谁能够真的玩得起这个智力游戏，或者真的能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况且，得知两年后“可能”会死与“一定”会死有着天壤之别。

我站起来去拿第二杯摩卡，路过正在安静播放着CNN新闻的电视机，我意识到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规则来判断，至少我需要。回到座位时，我拿出手机，给自己写了封电邮：“及时庆祝。”哥哥道格也来了，他刚刚做完瑜伽，手里拿着标志性的软呢帽子，紧张不安地把帽子在两手间换。

“你好，威尔先生。”他总是这么称呼我。

“你好，道格先生。”我回答，“感觉怎么样？”

“很棒。”他说，“你呢？”

我和道格打招呼的方式不太像兄弟，而是像一同工作了几十年的寄宿学校的教师，彼此有好感却很有礼貌，尤其在父母面前。在外面的世界发生变化，这是每个家庭有的某种不变的感到安心的特殊方式。

岁月让道格从一个容易激动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稳重的男人。但和父亲、妹妹，以及我一样，他在焦躁时话比较多。只有母亲能在压力下沉默。于是道格和我闲聊打发时间时，母亲就静静地听着。

是时候去见奥赖利医生取检查结果了。

我们起身离开舒适的等候室，穿过一扇白色的大门进入了另外一个无菌的世界。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被塑料和金属取代，温暖的松木被金属材料取代，灯光也微妙地从白炽灯变成荧光灯。

“左边还是右边？”母亲总是会这样问。母亲的方向感一直很好，但在这里，她总是要问我。

“这边，妈妈，往右。”

一个母亲最喜欢的护士带着我们来到检查室，告诉我们奥赖利医生很快就来。通常，“很快”是一分钟的意思，但也可能是十分钟或一刻钟。奥赖利医生很少让人久等，她都尽量让病人留在候诊室，坐在有垫子的原木椅子上舒适地等待，直到她准备好了才让病人进来。母亲在这里等着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苍老、孱弱，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她脸上的皱纹和满是斑点的双手在灯光下显得尤为刺目。我的视线垂下来，发现她的脚踝又肿了。

母亲给了我一张复印纸，上面有她想问的问题。她还要给医生一张。就这些问题我们还事先彩排了一下。

“你要问医生关于手麻的问题，对吧？”

“对，还有胃的毛病。”

“好，我们肯定记得问她这些。”

“还有我是否能安排去日内瓦旅行。”母亲补充说。

“好的，也记得这个。”道格回答。

“还有去弗隆海滩的事，可不可以去那做化疗。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里，这里的冬天太糟了。”

“没问题。”我说。

纸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他问题。”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问。母亲说她想要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接着奥赖利医生进来了，她是个爱尔兰人，娇小可爱，母亲说她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非常瘦。她说话很轻柔，但语速非常快，双眼真诚地看着你。我看到她时觉得很紧张，因为她说话非常有威严。

我们听到的是个好消息。部分肿瘤已经显著缩小，目前也没有发现新的扩散。化疗是有效的。

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消化掉这个让人兴奋的消息时，医生就开始为母亲进行身体检查（房间里有一块帘布，母亲在里面做检查，我和道格坐在距离很远的另一边），然后我们听到奥赖利医生问母亲一些日常问题，母亲又向奥赖利医生询问了一些问题。但母亲没有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停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