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来·法拉先生（第7/8页）

“你们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问母亲和道格。

“太棒了。”我的哥哥这样说。

“对。”我撕下一块比较肥的肚腩肉，然后把它丢掉，浓郁的脂肪正好滴在南茜的盘子里。母亲说：“太棒了，但是好压抑。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看过最压抑的书了。”

她读过的最压抑的书？我对此非常震惊。我是不是疯了才把《大陆漂移》加入我们临时读书会的阅读书目里？可能我真的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与此同时，派对继续着，充斥着欢笑与香浓的烤猪肉。烤猪直接放在房间尽头铺着方格桌布的大餐桌上，旁边是另外两张巨大的野餐桌，各色人等满满围坐着吃东西，自助餐厅的风格。警察和消防队员是这里的常客，而烤猪是整个餐厅的主题。每个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饶有兴致地想要研究一番，看看是怎么烤出一头猪来的。

整个晚上，大概有一小队的人走进餐厅来说：“抱歉，打扰了。”然后询问关于烤猪的事情。而一如既往的，母亲与所有过来搭话的人聊天。

我能看见我们这群人里有人不时打量一下母亲。很明显，母亲越来越没有精神。哥哥在聊天间隙留意着配菜的进度，他非常善于与人交流，与身边的任何人都相处得很融洽。

我们想着尽快把晚餐余下的节目进行完，确保晚餐能在激发母亲兴奋起来的东西消散之前落幕，或者说，确保那激发母亲兴奋起来的东西能一直发挥作用，一直到晚餐结束。

我们吃的甜点是红丝绒杯子蛋糕。他们在母亲的那份上放了一根蜡烛。我们相当安静地唱了生日快乐歌，母亲从不喜欢我们在餐厅里大声喧哗。戴西·梅餐厅里的所有员工都加入了我们。大卫为大家拍了照片。随后我们打包并分发了剩菜，每个人都无比坚持、无比礼貌地恳请其他人带回打包的菜，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天再吃点烤猪肉，而是因为实在是剩下太多了。

所有人都还没有发现时，母亲已经和父亲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那是个晴朗的夜晚，路上有许多出租车。大卫和我沿着街道走路回家。

尽管那实在是个愉快的夜晚，我却似乎突然感到了焦虑和悲伤，是的，大家都过得很愉快，烤猪很受欢迎，不仅美味而且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烤猪成了大家可以谈笑的话题。母亲的建议是对的，不需要土豆泥，用餐地点也很棒。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还行，在那儿待了整个晚上。

但我之前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把《大陆漂移》拿给她看？母亲是说过她喜欢严肃的书籍，哪怕压抑的那些，但这本书是不是太过压抑了一点？我是不是给了她一本超过她承受能力的书？或者，超过她想要承受范围的书？我是不是该在向母亲建议这本之前，自己先看一遍？或者从封底的简介是不是就该看出来，对于一个将要去世的人来说，这是一本过于凄惨、过于压抑的书？

很快大卫和我回到了家，但我睡不着。我怎么能那么愚蠢建议母亲去读那本书？我懊悔不已地在公寓里来回无声地踱着步。不用心理学专家为我诊断，我知道自己表现得像个疯子。我没有给错母亲药物，也没有让她站在严寒之中，或是任由她发着高烧站在路边不闻不问。好吧，我就是给母亲推荐了一本可能有点黑暗的书。在读书会的罪行里，这可能都算不上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读书会众罪中最为恶劣的罪行，应该是没有带着疑问来读书；或者更恶劣的是，撒谎说已经阅读了一本书，而事实上仅仅只是看过小说拍成的电影，通常这种谎言会在你不小心使用演员名字的时候露馅。

许多患有我这样失眠症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失眠。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床边放一本便签簿，记下我们的焦虑，把这些焦虑从我们固执的大脑中拿出来放在纸上，这样我们就明白所有的焦虑在什么地方，是用黑笔或者白笔写的，它们都等着我们醒来后再来担心，而且自己心中明白，当早晨来临，很可能那些焦虑都看起来无足轻重，荒诞可笑。我尝试过，沒有用，还是睡不着。

现在再吃安眠药有点晚了。我第二天早上得早点起床，因为要在八点和母亲通电话。于是，我像那一年里经常做的那样：坐在黑暗之中痛斥自己。然后我看了会儿电视，录下了一个真人秀节目《真实世界》，我很喜欢那个节目，找七个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然后把他们的生活录制下来。录完后我又尝试看书，不过看不下去。大概四点钟时，我终于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后，我记得整个晚上几乎都醒着，但原因是什么，我却只有非常模糊的记忆，可能吃了太多烤猪，喝了太多啤酒，或有太多压力？然后，我又充当人体闹钟来唤醒大卫——那位贪睡大王，每天早晨都在说：“再过五分钟，再过五分钟。”叫了几次之后，我终于发现放在床边的失眠便条，上面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