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第2/3页）

“所以你才会送给别人麻风病人做的工艺品吗？这样你就有机会告诉他们这些？”我问。我和哥哥都曾跟母亲开过这个送礼的玩笑。

“不，完全不是这样。”母亲的语气有点愤愤不平，“我把麻风病人的手工艺品送给人们，是因为它们做得非常美。”

现在人们经常不断地赞美母亲面对疾病的勇气，对她说：“你真勇敢。”有时也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简直让我们抓狂。

“嗯，当大家称赞你与癌症斗争勇气可嘉时，你有什么感觉？”

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像上次想买药却买不起，又不愿让她母亲知道的年轻女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她说的应该是她上次在医院帮忙付药费的女人，她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我得到了世界上最好、最昂贵的治疗，我不认为这是勇敢。如果我真的勇敢，就应该放弃治疗，把这些钱用在医学研究上。”

那天不管我如何尝试，就是没办法让母亲承认她自己表现得勇敢。她认为勇敢的人，都是她主动帮助和服务的人。母亲经常提到一个在阿富汗医院里遇到的男孩，他因为地雷失去了一条腿。母亲告诉他，她为他带来纽约学校孩子们的问候，“告诉他们别为我担心。”小男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母亲说，“我还有一条腿呢！”

母亲也会谈起约翰，她在一个难民营认识了他，并为他拍下了照片，他是一名利比亚的难民。一年后，当约翰得知母亲将要再次回利比亚探访时，他担心母亲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处营地。于是，他偷偷溜出了营地，跑到蒙罗维亚机场希望能见她一面。他努力说服封锁线上的驻军，谎称他要去接自己的母亲，希望士兵们允许他进入戒备森严的航站。士兵们警告他，一旦发现他说话，立即枪毙。当母亲一下飞机，一个声音对着她大喊：“妈妈！”她立刻就察觉发生了什么事，她也对着约翰大喊：“儿子！”并上前拥抱他。在母亲的帮助下，约翰来到美国攻读刑事司法。

母亲还不忘告诉我另一个波斯尼亚家庭的英勇事迹，这家人是她去这个国家担任选举监督员期间遇到的。他们不畏险阻，穿越地雷遍布的危险地带，只为了投下一张选票。母亲与一个年轻的荷兰志愿者搭档，他们想走前面，让这家人随后。可是，这家人坚持不依，“不行。”他们说，“我们要走在前面，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不是接受我们帮助的，如果有地雷，一定要先炸死我们。”

接着，母亲又说起她的朋友朱迪·马约特，朱迪在大学期间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靠着自己的毅力再次站了起来，在经历了十年的修女生涯后，她成了世界知名的难民专家。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的主席。

1993年，朱迪在苏丹南部帮助一个急需食物的社区。当时已经规划好用空投的方式进行援助，没想到飞机没按照指定的路线驾驶，从另一个方向来了。一袋重达九十公斤的食物从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朱迪的腿上，整条腿当场碎成十截。幸运的是，一位做救援工作的医生刚好在场，马上进行急救，朱迪当时流血过多，一度停止脉搏。后来，朱迪的小腿在非洲做了截肢，等到了美国的梅奥诊所时，她的大腿部分也无法保留了。但朱迪活了下来，又继续为难民工作。

“真好，被砸中的是我那条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坏腿，我总是这么幸运。”朱迪这么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

所有上述这些人，都是母亲心中的勇者。

“我理解，妈妈，我也同意这些都是勇气可嘉的感人故事。但是，难道你在阿富汗全境封闭时穿过伯尔山口，不需要勇气吗？你搭着装满圆木的直升机离开佛罗里达时，看着没有被绑紧的圆木在机舱里滚来滚去，难道不需要勇气吗？”

“不，那其实不算。”母亲坚决不承认，“我只是想要去那些地方而已，那怎么能算勇敢呢？我说的那些人，她们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么做是正确的。那个小男孩或者波斯尼亚那家人，还有约翰和朱迪，这些人才叫真正的勇敢。”

“好吧，那你在阿富汗的一家小招待所与二十三个圣战士合住一个房间怎么说呢？”

“那二十三个圣战士比较勇敢。”母亲笑着说，“我觉得他们很害怕我。”

天色渐渐暗了，空气也变得寒冷，这次化疗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同时抬头检查生理盐水是否足够。生理盐水和化疗药像是两条小溪，汇合交融之后一起流入母亲的身体。护士告诉我们，如果生理盐水在化疗药物之前滴完，化疗药物单独流入时可能会产生灼烧感。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却让陪护者很感谢可以有事可做。我盯着塑料输液管，不时检查生理盐水，感觉自己也为母亲做了点什么似的。这就像幼儿园聪明的老师会交给每个孩子一个小任务一样，让这个人去擦黑板，请那个去喂兔子。于是，我猜护士故意把这些小事分给家属来做，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用处。看好输液管，不时检查。盐水就快滴完了，化疗药物也差不多快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