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来·法拉先生

就在我辞去出版社工作之前，公司刚好要替兰迪·波许出版《最后的演讲》。波许是一位四十七岁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一位教授，罹患胰腺癌。全书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杰弗里·查斯洛撰写的关于波许的文章开篇。当时波许受他所在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邀请，在学校设立的“最后的演讲”系列发表演讲，主题是“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你将会对听众说些什么。”讽刺的是，波许教授深知这恰恰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利用这最后的演说将他学到的东西告知于众，不仅是向在场的听众，还向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他年幼的孩子。我告诉了之前的同事关于母亲的病，他们在书稿完成后立刻打印了一份给我。我当时正准备赶去佛罗里达陪母亲两个星期。于是，我带着书稿上了路。

母亲整个二月都待在佛罗里达。父亲在那儿过了两个星期，但由于工作，他已经在赶回纽约的路上。哥哥、妹妹及其家人也都去过了。于是我在父亲返回纽约的当天飞向了西棕榈滩。这段时间我就先开他们两个在当地租赁的车代步。

母亲热爱维罗的一切，从天气、海滩、从朋友那租来的房子、民俗风情、小而精彩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的演讲，甚至连走道出奇宽敞的超市也让她喜爱。镇上还有美国非常棒的独立书店之一，“维罗海滩图书中心”。我把行李箱扔进卧室后，立刻与母亲坐下来了解她的安排。

“首先，我想去找几本书来看。我喜欢的作家的书和诗集，也很想花时间重读一遍，像简·奥斯丁、T.S.爱略特、华莱士·斯蒂文森，还有伊丽莎白·毕索。新书旧书混杂着。母亲总是能保持一种平衡，不断把她童年时期的老朋友介绍给她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去一个熟悉城镇的途中总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稍作停留，她在阅读她最喜欢的作家的书时，也会阅读些新作家的作品。

母亲说话的时候，我很近地看着她。她的头发又稀疏了些，纤细、扁平，颜色就像在太阳下暴晒的鸡骨头一样灰白暗淡。她的体重不断减轻，消瘦得非常明显，无论穿着多少件衣服也让人忽视不了——那些衣服都是为了抵挡室外的太阳以及在佛罗里达的店铺、家里、餐厅里无处不在的冷气。但母亲还是看起来不错，跟我几个星期前在纽约一个刺骨寒冷的日子看到她时好多了，她当时看起来疲惫不堪。

母亲说在她起程前往维罗海滩之前，跟妇女委员会的同事一起吃了午饭。她想要告诉每个人关于阿富汗图书馆的事情，可大家却把午餐变成了一个小庆祝会――表扬母亲从开始运营这个机构至今做出的贡献。她们送给母亲一个剪贴簿，里面是她访问各种难民营时的照片，也有妇女委员会所有伙伴的照片。母亲为此深受感动。

哦，还有一样东西要向我展示，她让我先等待。那是一个惊喜。

我坐在她公寓里厨房桌子旁等着。母亲离开厨房去了她的卧室。许多分钟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出来。

“妈妈，你没事吧？还好吗？”

“没事，等会儿。我马上就出来。”

一般来说母亲不喜欢惊喜，所以我也没法想象这个惊喜会是什么。然后，母亲终于出现了，那个惊喜印入了我的眼帘。母亲戴着一顶假发，很大，像杰奎琳·肯尼迪的一样蓬松，里面还掺杂着几缕不同的灰发，还有些黑发。假发怪异地套在母亲头上，她试图把它戴好，但不管怎么弄就是不对劲，感觉上更像是一个帽子。

“不错吧，对吗？”母亲说。

我发誓坚决不能掉下眼泪。

“相当不错。”我说。

“可能还需要做点造型，这个假发太大了点，我觉得它不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病人。我现在还有些头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但头发越来越少，所以就买了这顶假发。不过，能在化疗了六个月后还能有头发，这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你妹妹觉得这颜色不太合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调一下颜色。”

“颜色是有点深了，但戴起来很好看。你看起来很好看，妈妈。”

“我去把它放好，然后我们就去做别的，好好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成长过程中，我对母亲撒谎时几乎总会被看穿。一部分是因为母亲惊人的记忆力。我十二岁，正要打算开始一次被禁止的旅行，坐地铁从剑桥郊区去往臭名昭著的波士顿市区，那里有家杰克玩笑商店，我能从那儿买到假的呕吐物、电人握手器，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你要去哪？”她在我溜出门时这么问我。“去吉米家。”我撒谎道。“可是我记得你几个月之前说过，吉米全家这个礼拜要去吉米的祖母家，他祖母家可在阿什维尔呢。”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