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来·法拉先生（第2/8页）

从那时起，母亲几个月都没有再戴那顶假发了。

那个下午，我们按原计划去了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跟母亲一起去书店时，我们都会兵分两路，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搜索能力加倍。大约十五分钟后我们再碰头，彼此简单介绍一下各自搜寻的成果。就像你在一个意外发现的花园里独自游玩，然后觉得有必要告诉你的同伴发现的珍宝一般——快看啊，这里有水仙花、绣球花，还有玫瑰花园！我们母子就是这样分享彼此的意外发现。

“你知道这个作者出了本新书吗？你觉得怎么样？”母亲可能会问。

“我不喜欢他后来出的那几本。”我可能这么回答。

“那你干吗还要去读它们呢？”

“我是那些书的编辑。”

或者，“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知道啊，我肯定看过一点，但记不清是太好还是太糟了。”

书店里有各种意外的惊喜。从名字的字母排序开始：在寻找一本小说的时候，一看到作者的姓名，你可能想起另外一个姓或名雷同的作者的某一本书正是你一直想看而忘记买的。视觉方面：封面的闪亮封套可能会吸引你的眼球。偶然性：出于迷信，我几乎总觉得有必要买下那本被我弄翻的书。还有被提示：我和母亲都比较关注书店“推荐区”的书，特别是附有黄色的即时贴或手写的货架插卡的书。货架插卡——这是我喜爱的一个书店新词，因为它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与你谈话的书架，或是一个与书架谈话的人。

这次书店之行后，我带回了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还有不小心被我碰到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记述了1889年的一次滑稽的船游旅行。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说母亲看过这本书。我很确定母亲看过，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本书。

“妈妈，我还从纽约带了本书来。”我们离开书店走向汽车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的天气挺冷的。我的停车水平很差，不像一般的驾驶员把车停在靠近大门，但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停得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即使是重型机车司机喝醉了酒都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患有胰腺癌症的那个。”

“他还好吗？”母亲问。

“我想他还在坚持着。几个星期之前，就在我辞职之前，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人非常好。”

“我在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非常爱他。”母亲最近与卢斯特基金的人在联系。这是一个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的机构，也着力于提供提高民众对胰腺癌症状的意识以及改进治疗方式，它的成立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症的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

我不确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惨淡的书，作者在开始就清楚地说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们回到母亲的住处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当作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手翻看两页来决定是否去读这本书。

“你怎么不去沙滩走走？我打算把脚抬起来休息一下。”

于是母亲坐在沙发上，我手里拿着铁伊的书走了出去。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不知不觉竟待了很长时间。在沙滩上阅读是一个理论胜过实际的事情。阳光太烈，我的太阳镜不是渐进式镜片，所以我需要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还搅起微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让人想放下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适合，当周围是歇斯底里兴奋尖叫的孩子们时，太过严肃的书根本看不下去，在欢笑的情景下也很难保持严肃的心态。

但今天真的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一翻开就吸引了我。这本书写于1949年，让我想起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在时隔六年之后出版的引起轰动的《天才雷普利》。这两本书里都包含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铁伊机智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穿这个事实，因为会牵连到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起居室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丝毫不会沉闷。

铁伊于1952年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是水果商人和教师的女儿。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仅没有看过她的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我发现《博来·法拉先生》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很兴奋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