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来·法拉先生（第3/8页）

看书的时候，我不时地都会强迫自己停止，放下书本好好想一想。我想的事情跟我说的谎言有关。如果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会对她更好吗？可能不会。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也想不起来母亲有哪一次对我说谎。只是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找另外的假海龟代替。她也说过其他的谎，明明事情很棘手，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她这是在说谎吗？她说她不疼，但我们在私底下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满面痛苦，深吸一口气，或是紧咬着下嘴唇。

该是到了离开海滩回到公寓的时候。我走进门时，母亲还是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了一沓纸张，是《最后的演讲》。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看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真的吗？”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得更清楚一点，“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

“当然。但是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当爷爷的感觉。”

大陆漂移

许多人愿意谈论死亡，但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即将到来的死亡。母亲正好相反，所有问她这一问题的人，她都清楚地向其明白表示：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这疾病最终也会让她死去。任何提到一年之后的话题（比如，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这个死亡话题摆上桌面。母亲通常会说她很乐意参加，如果她还在，身体还允许的话。但有时她就会非常直率地说她认为到时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些人继续忽略母亲谈论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来的。”他们会这么说，或者说“你会战胜这个病的”，或者他们会讲述那些得了绝症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如何奇迹般地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绝症中痊愈的故事。

一谈到这些，母亲偶然会表达她的挫折感。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有时，我觉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认为会有奇迹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谈论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谈。有时就是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的转变，感觉就好像坐进一辆横冲直撞的车里，司机随心所欲地更换车道，也不给别人任何信号。这一分钟我们都在谈论她的葬礼，突然之间她就盯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然后不喘一口气地立刻又回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要摆花；道格负责所有的仪式方面的事宜（他们已经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整个仪式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母亲被诊断为患有癌症之前的几年，在她和父亲发现了善终运动以及了解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过自己安乐死的决定以及他们的遗嘱，还有其他已经签署完毕的法律文件。他们强调说希望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们的生命迹象衰败后，如果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不要用任何的举措来试图挽救他们。可能这也是母亲为何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后事的原因。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有次从伦敦来到纽约，生病了。她在纽约的所有时间都蜷缩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个星期，白天黑夜都在看美国电视，她最后宣称自己最终搞明白了美国人。“关于美国人，”她说，“就是无时无刻不对所有一切无比关心。”

可母亲不是这样。她之所以那么有效率，是因为她凡事都有先后之分。她竭尽所能地为她关心的事情忙碌，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富汗图书馆。所以她每天通过大量的电话、会议来推进这件事情。需要设计和分发的宣传册，还有被邀请来参加慈善活动的名单。有各种相关的提案需要审阅，有需要通过的图书馆的建筑构思，还需要考虑图书馆管理以及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但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母亲告诉我，她特别关心同为董事会成员的朋友大卫的安危，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却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妈妈。”有天当她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想要放松一下，待在家里，听听音乐，所有人都会理解的。”

“我知道。”母亲说，“我肯定会慢下来的，只要关于图书馆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打算再多做一点点工作来帮助筹款，之后我就把一切工作都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