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丽芙·基特里奇（第2/4页）

计划是这样的：母亲会请一个朋友准备简单的自助式餐点，时间是两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八点。我们喝香槟，母亲会抿一口，那将是她自确诊以来喝的第一口酒。

我在每封邀请函上都注明两项要绝对遵守的规则：不送礼，不敬酒。母亲在身后看我用电脑制作电子邀请函（我提议的），写出席规则，她摇摇头说这样不好，然后自己坐下来，把“不送礼、不敬酒”改成大写字母，说这样比较好。

生日派对要到3月31日那天举行，还有好几天。这期间还有许多要完成的事情，包括看几次医生门诊，不过这会给我和母亲许多时间来看书、讨论书。她还得为孙子艾德里安选一份礼物。在一番寻觅之后，母亲把《霍比特人》的最初版本作为他的九岁生日礼物。“不再买塑料玩具了。”她说，“就买书送给他。”

我们选定了两本下次读书会要阅读的书，先各自看完再做交换。一本是丹尼瓦尔·缪努丁刚出版的小说《其他房间，其他奇迹》，另外一本是普利策获奖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一年前出版的《奥丽芙·基特里奇》。这两本书都是短篇故事，都是独立短篇但又相互联结。母亲要先看斯特劳特的，我先看谬努丁的。

母亲继续用新的化疗组合接受化疗。现在不用在胸前挂输液瓶了，而是重新采用老式的点滴，但仍然通过接口。这些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看着书，或者随便讨论着什么，间或有个护士会念名字。过了一会儿，就轮到母亲了。“玛丽·安？玛丽·安·施瓦尔贝？”我们拿起大衣、书和喝了一半的摩卡咖啡，跟着护士穿过开开合合的门进入治疗室内。

母亲坐在躺椅上，我坐在她身边，大衣堆放在椅子下面。一进到治疗室很快就会有人进来，我希望今天是科特，他是母亲最喜欢的护士。科特比我高几公分，很英俊——不是电影明星的那种英俊，是那种你会想象他在电影里扮演一名有魅力的陆军分队成员的人，或是在一个关于医院的戏剧里扮演一名男护士，就是这样。母亲只要看见进来的是科特，就会笑起来，并且询问他公寓的情况，有没有去哪里度假，他好不好之类的。

科特的脸让人觉得严肃，他做事专注，下颚紧绷，但他很清楚自己与每一位病患只有有限的相处时间。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会跟病人聊聊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不会聊太多。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每次在纽约的餐厅用餐时，一定会先跟服务生自我介绍：“你好，我是爱德，这是苏西，我们是从南达科他州来的。”每次他爸爸一开口，我的朋友就会有些尴尬。母亲在和科特交谈的时候，我也有相同的感觉，我觉得科特并不想与她攀谈，他只想专心把事情做好，而她只是另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老人。但这不是事实，这只是我们所有人对于父母的孩子气感到的尴尬：他们太过热情，太不酷了。

母亲喜欢盖着毯子（她总是觉得冷），也喜欢在手臂下放一只枕头，一杯温热苹果汁。她从不主动要求这些，但每次得到这些她都会由衷地感谢，几乎是惊喜地接过来。如果这些物品不是近在眼前，她是不会开口要求的，但偶尔她会试探性地问：“一般我来这里时，他们会给我一杯苹果汁。我是不是该喝点什么？”但更多的时候她什么也不问。

“妈妈，要不要让他们拿来一杯苹果汁？”

“不用。”她说，有点恼怒，“我又不是每次都非喝不可。”

“没关系，我来要。”

“那好吧。”

总会有一串问题等着母亲回答：感觉怎么样？累吗？肠胃好不好？这时会有另外一个护士来做化疗检查，母亲向她复述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护士再向我们重复一遍，以证明病人与输液药品对得上号。然后，护士将输液包插进钩子倒吊起来，像是墨索里尼倒吊在肉钩上。生理盐水准备就绪了，我们会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况。

“还需要我为你拿点什么吗？”科特问。

“不用了，谢谢你，科特。你真的很贴心。”母亲说得好像科特招待她在乡村度过周末，而她经历了长途跋涉后，刚刚在铺着羽绒被的床上准备小睡片刻。

四周很安静。人们输着液，无声地交谈着，只有机器哔哔作响。护士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轻快地走进走出。根据输液的情况而定，我们有大概五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治疗可能会延长到六七个小时。因为这天医院很忙，每个环节都延迟。做完这次化疗，还得再做一次扫描，看一次医生。她很确信新的治疗没有效果。不是悲观或者宿命论的想法，只是事实。她感觉自己的病越来越重，看起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