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五章（第5/9页）

杜杜说：“该死，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回学校上学了。我实在没心思去上学。”

“我想我会录盘唱片，”瓦利说，“我又创作了几首新歌。”

杜杜感到狐疑。“你觉得能和戴夫恢复以前的关系吗？”

“我想和他恢复朋友关系，但他不太会肯。打电话告诉我探访柏林家里人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冷淡，不过他真是为我做了件大好事。”

“上帝啊，我们真的伤到了他。”杜杜的语气悲伤。

“他的事业倒发展得不错，出了个人专辑，还制作了自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

“那你怎么录唱片？”

“我去伦敦录。刘会为我击鼓，布兹会弹贝斯：他们都对戴夫拆散乐队而怀恨在心。我会和他们把曲子大体录一遍，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歌声，之后再花点时间增加一些吉他声和和音，也许还会增添一些拨弦和号角声。”

“喔，看来你真的用过心了。”

“会花上些时间，我已经有半年没进过录音棚了。”

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从玄关照进来一束强光，瓦利吃惊和害怕地意识到有人破门而入。他把床单扔在一旁跳下床，高声对来人喊：“该死，到底怎么回事？”

房间灯亮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穿过被击碎的门走到他们面前。瓦利问警察：“究竟怎么回事？”

警察没有回答，其中一个警察拿起警棍，对他进行击打。

瓦利试图闪躲，警棍虽然没落在他的头上，但还是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起来，杜杜则尖声大喊。

瓦利抓着受伤的肩膀退到床边。警察再次举起警棍。瓦利往后一跃，跳上床，警棍砸在了他的脚上。瓦利疼得不能自制，痛苦地发出呜咽。

两个警察齐齐地举起警棍。瓦利翻过身，用身体护住杜杜。一根警棍打向了他的背，另一根警棍打向他的大腿。杜杜告诉喊：“请你们快停下，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别再打他了。”

瓦利又遭到两次重击，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突然，击打停止了，警察踏着沉重的靴子穿过房间，离开了。

瓦利从杜杜身上翻下来。“该死的，还真疼啊。”他说。

杜杜跪在地上，试着查看瓦利身上的伤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杜杜问。

瓦利听到房间外面传来更多门被砸破的砰砰声，以及更多人被拖下床遭受殴打而发出的尖叫声。“芝加哥警察可以任意妄为，”他说，“这里比东柏林的情况还要糟糕。”

十月，在一架飞往纳什维尔的飞机上，戴夫·威廉姆斯坐在一个尼克松支持者身旁。

戴夫去纳什维尔录张唱片。位于纳帕河谷的黛西庄园里，他自己的录音棚还在装修。其次，一些著名音乐家住在纳什维尔。戴夫觉得，摇滚乐变得太循规蹈矩了——混合迷幻乐和二十分钟吉他独奏，他要制作一张专辑，采用经典的两分钟流行歌曲，类似《我最好朋友的女友》《我在葡萄树间聆听》和《越野越强》。另外，他知道瓦利正在伦敦录制个人专辑，他不想落在后面。

他去纳什维尔还有另一个理由。摇滚乐全球巨星巡演中和他调情的露露·斯莫这时正在纳什维尔当伴唱。他需要有人帮他忘掉杜杜。

戴夫手里报纸上的头版照片来自正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照片拍摄的是两百米短跑的颁奖仪式，金牌获得者是打破两百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托米·史密斯。银牌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白人选手，另一个美国黑人获得了铜牌。三个人都在自己的奥林匹克选手服上戴上了人权徽章。奏响《星条旗进行曲》的时候，两人低下头，举起拳头做出了象征黑人权利的致敬礼。报上登的就是他们敬礼时的照片。

“真丢脸。”头等舱里坐在戴夫旁边的人说。

那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根领带。他从一个文件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打印文件，正用一支圆珠笔在上面作标注。

在飞机上，戴夫一般不和陌生人说话。只要一谈话，对话总会往当个流行巨星感受怎样的方向转，戴夫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身边的这个陌生人显然不知道戴夫是谁。戴夫不知道这种人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邻座又说：“我希望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把他们扔出奥运会，这些人真他妈该死！”

“国际奥委会主席名叫艾弗里·布伦戴奇，”戴夫说，“报纸上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就抵制过德国人行纳粹礼。”

“我也反对行纳粹礼，”这位商人说，“奥运会比赛应该与政治无关。我们的运动员是作为美国人在参赛。”

“赢得比赛和参军的时候他们是美国人，”戴夫说，“但当他们想买你家隔壁房子的时候，他们却又是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