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五十四章（第13/16页）

坦尼娅又发动起汽车。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上，两个秘密警察的人站到她的车头灯前，其中一个举起手让她停车。坦尼娅感到脸颊上一阵钻心的疼，迅即作出决定。她猛踩加速踏板，飞速往前开，暗自感谢着德国汽车的强力马达。她的举动让两个秘密警察吃了一惊，两人连忙跳到了一边。在他们端枪瞄准之前，汽车呼啸着拐了个弯，离开了秘密警察的视线。

几分钟以后，她把车停在了白色大理石的美国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的所有灯都开着，美国人也想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冲出车外，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站着的士兵面前。“我有重要的情报要交给卡梅隆·杜瓦。”她用英语对士兵说。

士兵指着她身后说：“那好像就是他。”

坦尼娅转过身，看见一辆灰绿色的波兰菲亚特停了下来。卡梅隆坐在驾驶座上。坦尼娅跑到车前，卡梅隆放下驾驶座这边的车窗。和以往一样，卡梅隆用俄语和坦尼娅打招呼：“我的老天，你的脸究竟怎么了？”

“我跟这里的秘密警察有过番交流，”她说，“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吗？”

“政府逮捕了几乎所有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逮捕了几千个人，”卡梅隆忧心忡忡地说，“所有的电话线都不通，波兰每条主要的道路上都设置了巨大的路障。”

“可我没看见苏联人啊！”

“没有苏联人。这是波兰人自己干的。”

“美国政府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斯塔兹告诉你了吗？”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

坦尼娅把这当作了默认。“里根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目前的事态吗？”

卡梅隆看上去和坦尼娅一样困惑和失望。“我觉得他可以。”卡梅隆说。

坦尼娅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看在上帝份上，那他为什么没有行动啊？”

“我不知道，”卡梅隆说，“我真不知道。”

回到莫斯科以后，坦尼娅发现瓦西里给她妈妈家送来了一大捧花。在莫斯科的一月，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玫瑰的呢？

瓦西里送来的鲜花给一派荒凉的莫斯科带来了几许亮色。坦尼娅受了两次震动：首先，斯塔兹欺骗了他。其次，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背叛了波兰人民。斯塔兹并不比帕兹·奥利瓦好多少，坦尼娅不禁自问自己的判断力究竟是怎么了。也许她对共产主义的判断也错了。她一直觉得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被镇压时，坦尼娅还在上学。十二年后的布拉格之春同样被苏联所镇压，那时她已经是个记者了。又过了十三年，团结工会又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也许正如格雷戈里外公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道路可以适用于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坦尼娅的侄子侄女，德米卡的儿子女儿格里沙和卡佳的仍将是无比严酷的命运。

坦尼娅回家后没多久，瓦西里就请她外出吃饭。

两人都同意，从这时开始，他们可以公开以朋友的关系相处。瓦西里恢复了名誉。他的收音机节目一直都很成功，他在作家协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就是伊万·库兹涅佐夫，是撰写了西方畅销书《冻伤》和其他反共小说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坦尼娅觉得，能长时间隐瞒这个秘密实在是非比寻常。

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见瓦西里的时候，嘴唇之间叼着根香烟，被烟熏得眯着眼的彼得·奥普特金上前来跟她搭话。“你又犯事了，”他说，“高层对你写的那篇有关死牛的文章意见很大，都跑我这来埋怨了。”

坦尼娅采访了弗拉基米尔州，那里的官员人浮于事，耕牛死了很多，本来要喂给它们的食物却烂在谷仓里。坦尼娅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报道，丹尼尔把这篇报道登上了报纸。坦尼娅说：“一定是那些把牛饿死的腐败浑蛋们向你投诉了吧。”

“才不是他们呢，”奥普特金说，“我收到了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部长写来的一封信。”

“他知道死牛的事吗？”

奥普特金把信扔给她。“这下我们得刊发撤销声明了。”

坦尼娅接过信纸，但没看信上的内容。“你为何要费心保护那些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人呢？”

“我们不能诋毁共产党的干部！”

坦尼娅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坦尼娅拿起电话。“我是坦尼娅·德沃尔金。”

话筒里传来十分耳熟的声音：“弗拉基米尔州死牛的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坦尼娅叹了口气。“是我写的。我已经因为写这篇文章受到了斥责，请问你是谁？”

“我是分管农业的部长。我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你在1967年采访过我。”

“是的，我还记得。”坦尼娅猜想，戈尔巴乔夫多半想在奥普特金的基础上责怪她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