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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如冲锋队的领导人希姆莱在宣扬着纳粹的“理想主义正义”，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的一次对内部军官的讲话中，希姆莱说：“杀死犹太人对我们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任务。只有冲锋队才能够面对成百上千的排列的尸体。这是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被书写过的光荣的一页。……我们有这样的道德权利，去摧毁那些会摧毁我们的人。”另一方面，这样直接涉及种族谋杀的“光荣”、“道德”宣讲，纳粹从来不敢公开地对外宣讲。希特勒和纳粹，从一开始就在刻意掩盖这个杀人计划。他们把这个计划列为纳粹最高层的秘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不放心，对整个种族的屠杀，他们用了一个含含糊糊的词，“最后解决”，自始至终不提“杀人”二字。计划的具体执行，就交给了希特勒最忠实的冲锋队。

在一群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纳粹开始试验，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大规模地杀人。根据试验的结果，他们选定了一种毒气，开始建立一批有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和这样一整套“先进杀人设备”相结合的死亡集中营。这些死亡营都在东欧偏僻的地方，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犹太人，那是整整一个民族，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仅欧洲就有一千八百万犹太人，纳粹当时在欧洲占领了大片土地，占领区的犹太人，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那样，都在纳粹的杀人计划之内。因此，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具体执行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必须一步步有计划地走。

在捷克斯洛伐克，纳粹也需要一个集中犹太人的中转站，在东方死亡营来不及“处理”的时候，作为一个等候之处；同时，虽然希特勒宣称，犹太人集中居住只是战时措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并且宣称他们在集中营过着幸福生活，国际红十字会等中立机构，还是要求视察和调查。所以，纳粹确实需要一个遮人耳目的样板。于是，正在改建中的特莱津，仍然是纳粹集中营之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它是纳粹的“模范集中营”。

特莱津的改建刚刚开始，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就已经制订出来。因此，纳粹在特莱津，已经懒得再重复什么“犹太人自治小镇”的谎言了。改建和居住还没有安排好，大批犹太人已经被强令迁入。那些最初自愿来参与建设“犹太人自治镇”的几百名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眼看着冲锋队和纳粹手下的捷克士兵封锁了小镇，他们也从此成为特莱津的囚徒。

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身份证，他们不再有名字，而是每人有了一个编号。此后，在点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在一些集中营，德国人甚至把这个数字烙在他们的手臂上，终生无法抹去。

苛严的规则在日日更新。男人和女人不得随便会面，不准给外面写信，不准抽烟，轻微的犯规就要被处罚，等等。而改建的食堂没有足够的餐具，诊所没有医疗设备，没有日用品，甚至连水都不够。

不仅如此，一九四二年年初，囚徒们刚刚进来，纳粹冲锋队为了在小镇上表示自己的权威，决定杀鸡儆猴。纳粹规定特莱津戒严，不准囚徒们给外面的亲人写信。因有的囚徒试图偷偷地传信出去和自己的妻子联系，被宣布违反“戒严令”，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纳粹分批对违规者处以绞刑，当众绞死了十六名犹太人。当然，这些情况都严格地对外封锁。

“自治小镇”的承诺还没有开始，就被残酷的杀戮粉碎了。纳粹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十六个犹太人的牺牲成为特莱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特莱津发出了第一批向“东方”死亡营遣送的囚徒。特莱津作为死亡营中转站的性质被事实确定下来，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已经有八千名特莱津囚徒在遣送之后，被送进了毒气室。

可是纳粹还是要维持一个“模范集中营”的假象。本质上，特莱津和其他集中营一样，是被纳粹的冲锋队紧紧控制在手里，他们制定了所有的规则。可是，纳粹有意使得特莱津在表面上有一些不同。例如，在集中营大墙内部，大多数士兵都是纳粹挑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不是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员。在表面上，营内没有德国士兵。营内曾经容许挂有犹太人的宗教画：圣徒摩西举着“十诫”。甚至，一度还发行过营内的货币，有过小商店。有人曾经想开始印一张公开的小报，可是经纳粹检查之后，立即被勒令停办了。在宿舍安排、劳工人员安排等一些具体事务中，在名义上，不是纳粹，而是由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管理安排。当然，委员们自己也是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