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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退休不再干农活后，仍住在养大妹妹和我的房子里，他们把房子周围2000英亩种植着向日葵、大豆和硬麦的沃土租出去。他们死后，抛售老农庄的义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鉴于我是长子——而且我得这么说——也是唯一能负责的孩子。这不是我想干的事情，老天晓得。我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够多了，没工夫帮忙啃高原老牛肉。但有些义务是不容你不管不顾的：孩子饿了，你得去做饭；配偶病了，你要照顾她；父母去世了，你就得处理房产。

这项义务本来已经够复杂的了，两个问题却让它难上加难。第一个问题是我的妹妹西西莉亚，一个很好的女人，但她就像一块上好希腊菠菜派的脆皮，一碰就碎得七零八落，古怪得要命。而且我也提到过，她不太能忍受航空旅行。第二个问题是，尽管我对保留房子和土地毫无兴趣，出于情感的原因，我的确想捞回几件结实的古董家具。所以，怎样才能最方便地卖掉住屋，搬走家具，还要把我妹妹的不可预见性和长途距离考虑在内，变成了我心头的“北达科他州难题”。

在我们婚姻的历程中，吉妮和我培养出了一项很好的仪式。在周四的晚上，不管还有别的什么事，我们都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喝上一杯红酒，聊聊天。这些交谈的话题从娜塔莎找男朋友的品位（离谱的发型，庞大的词汇量）到某个国家总统的暴行。我们大笑，我们戏谑，我们争辩，我们细品美酒。天气暖和时在我们的粗石庭院里，天冷则在厨房案台旁。

这些谈话中有一场——当时是4月，枫树已经吐芽，我们坐在室内——专门聊的是“北达科他州难题”。

“你就是在拖这件事。”吉妮以她典型的单刀直入的方式说。

“谢了。”

“你心里一直有道北达科他州的坎。你一直在逃避。”

“不是有道坎。就是一栋房子。土地。五六张老橡木桌子、椅子之类的……有道坎。你的口气真像我妹妹。”

“你妹妹是另一道坎。”

“你家的兄弟姐妹基本还算正常，所以你没有同感。你在康涅狄格州中部长大。没有人跟康涅狄格州中部过不去。”

吉妮开怀大笑。她有一头美丽的栗色长发，如今刚蒙上一道灰纹，至今她都抵御住了剪短它的诱惑。我们在厨房里喝着酒，我记得，是一杯果味浓郁的冰弗纳夏；我伸手过去，给她的酒杯再次斟满。我们的头顶上方，某种或许被称作“音乐”的东西在安东尼的房间里咚咚作响。我瞥了一眼妻子，看到“北达科他州难题”边缘的四周，飘浮着一种熟悉的感同身受和理解。陈年的爱，久经时间考验，有什么能敌得过它？

吉妮快旋着酒杯。我父母的婚姻一直坚固而喧嚣，他们的关系由几个星期的柔情蜜意和一种坚忍的高原和平组成，不时被火山爆发似的争吵打断，吵的都是简单的事，比如我父亲怎么把牙刷插在架子上，或者我母亲怎么煮燕麦粥。我好奇，当皮卡车的前保险杠以70英里的时速撞穿老爹的车门时，他们有没有在进行著名的吵架。

“你必须开车过去，你知道的，”吉妮最后说，“西西莉亚必须到场，她又不可能坐飞机。而且你需要租一辆拖车把东西拉回来。”

“请搬家公司做就行。”

“搬家公司不能卖房子啊。”

“房地产经纪人能卖房子。”

“你应该去，去跟那个地方和解。你知道你该去，奥托。而且你需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离开工作。你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真正休息过了。”

“我可以飞过去，在那里跟她碰头。”

皱眉。然后是一声尖叫，我们头上有哪里在摔门。我们等了几秒，看看是不是动真格的。不是。

“让西西莉亚一个人开车过去再开回来？”吉妮说，“她一个人？开着她14年的老雪佛兰，用她20年前的旧地图？她会开到洪都拉斯去。”

“她能凭直觉认路。向灵性导师请教。”

再次皱眉。几块肌肉的收缩中蕴藏了太多信息。有时在我看来，是全部的历史。我们俩的全部历史，至少。

“她都开去追悼会了，还不错啊。”我说。

“不错？没在米诺而在法戈下了车，不得不用她最后几百美金租了一辆车，还雇了司机。你和我在火车站看着乘客下车，之后火车绝尘而去，就是不见西西姑姑？那就是你认为的不错？”

“算不错的了，”我说，“这样怎么样？我们一家人借此机会来一次家庭旅行？8月里找两个星期。就我们四个，开休旅车。西西姑姑搭火车。”

这就是那种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你就知道已经粉身碎骨的提议。工作的时候，相当经常地，我是类似无力提案的接受方。一个卖出300本书的作者说，她有个新项目的想法，要对保加利亚酸菜做一个详尽无遗的评述。她能做成的，她知道她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