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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莉亚家和州际匝道入口之间，帕特森活力四射的市中心那些破烂的木结构三层交叉路和围了木板的无顶式接合处（医生的洞穴酒吧间，GoGo女孩！）之间的某个地方，仁波切和我迷路了。大概应该只算在我头上，应该说“我迷路了”，但确实，有个仁波切待在汽车的前座上，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或者，就像安东尼以前读小学时常说的，“是个主要的烦心事”。迷路完全没有赶走我的情绪阴霾，一开始只有几分不快，现在已经开始变尖锐了，因为从我妹妹家开出来之后，我意识到她用专家级的手腕操纵了我。

我知道找对路只是几分钟的事，但终究还是件烦心事。我觉得我已经从州际公路折回西西的家了：我们经过了我刚才上匝道时见到的公园，那里，金属废纸篓被链条拴在长凳上；我们绕了一圈，到一排眼熟的修缮厂房背后。根据以前来过的记忆，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见到80号州际公路东向的指示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对应的80号州际公路西向的指示牌，所有这些，加上这么一个事实——看到人们住在这么艰苦、贫穷、危险、嘈杂的地方，而家人和我安全舒适地生活着，我一直被一种愧疚感刺痛——让我开始用拳头砸方向盘。

然后，在又一座红砖厂房的前面，我偶然见到一个30岁还是35岁的男人，深黑色的皮肤，白色运动鞋，穿一条整洁的蓝色牛仔裤。我们经过时，他正以一种引起我注意的专注力和意念在扫着人行道。我一定也引起他的注意了，因为他抬起头来微笑，就好像我是常跑那条路的旅客，是他的一个表亲、邻居、朋友之类的。我在一个银行的停车场掉了个头，在他旁边停车，越过仁波切穿着袍子的身体，向他问路。

“你走错路啦，老弟！”那家伙说，他那么阳光，那么毫不羞涩地提供帮助，而且方向讲得那么精确，让我的情绪又低落了一点。这有时会发生在我身上，当面对一个特别友善、特别好心的人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是友善好心的人儿啊，乐观，有魅力，和蔼可亲，比我大多数的曼哈顿同事要少三分之一的愤世嫉俗。但西西莉亚甜得化不开的屈尊，还有仁波切傲慢的咧嘴大笑，还有这个拿着扫帚和簸箕，在老纺织厂门前扫砂，就好像在给一尊圣像扫尘的人——这些组合起来，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坏脾气的倔老头。

不管怎么样，多亏了愉快的清洁工，我们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80号西向的入口，很快就在州际公路上轰鸣前进了，大纽约区的桥和砖房已经让位给西新泽西州的绿意。我的计划很简单：把在高速路上的时间和驾驶时间最大化，用小于三天的时间到达北达科他州，放下沃尔沃仁波切，做完我的事，然后享受一段悠闲的驾车回家游，再吃上几顿大餐，或许还能稍微冒一点险，让我带回家作为办公室里的谈资。人们会问起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的重大旅行。我不用提到上师，可以聊一聊在特拉华州上游的跋涉，或者在西印第安纳州荒野里偶然发现的一间非凡的小餐馆。

不过，同时，我也决定要文明得体地对待我的旅伴。这是我很久以前学到的教训，但凡我需要，孩子们就会提醒我：当你怒火攻心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置于所有被你弄得苦不堪言的人之上。所以我会举止得体，会超级礼貌。我会让仁波切先生领略一点体面的中西部美国人传统的“老兄久仰”。

“那，”我说，车子已经放到巡航定速上，正超过笨拙的十八轮货车，“给我讲讲仁波切是干什么的吧。我的发音对吗？”

他摇晃了一下他的光头，码头工人式的脖颈肌肉都收缩起来，用一种凝视的眼神盯着我，那和娜塔莎审视一个二年级女新生那拙劣眉环的眼神如出一辙。就像是为了给那种眼神赔不是，他笑了。然后他把目光移到前方，看向挡风玻璃外面，咯咯地笑着，那是一种夹杂着黏液的低沉刺耳的轻笑，飘过座位，持续时间比大多数圈子里的礼貌时间都长。事实上，笑声一直持续到我开始相信，他在嘲笑我。就在那时，他止住了，有几分难过地叹了口气，说：“无聊的生命。”尽管他的发音听起来几乎就像“绳命”。“大多是无聊，无聊的生命。”然后他又咯咯地笑了几秒。

我在那个阶段还不能决定，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人。但我用友好的口吻继续逼他：“哦，快点。西西说你是个大人物。你在全世界都有中心。那在我听来可不无聊。”

“无聊，无聊。”他连番说道，咳出来一些老痰。

“别啊，真的。告诉我你都做什么。我想知道。”

“想知道？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