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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萨特将军旅馆开出来，被笼罩在一种情绪中，这种情绪或许可以拿一个少女模拟，她被善意的父母逼迫，要打扫房间，要学习，或者辅导她弟弟的西班牙语，而她只想有人开车送她去购物中心，跟小圈子的朋友们一起走在光洁的走廊里，透过橱窗盯着最新款的牛仔裤，聊聊男孩子。一种正当的赌气，或许可以这么称它。头顶上的一团怒火。然而，在赌气和怒火里，是不情愿地感觉到，与父母的交战中或许也涉及一些有益身心的东西，她的噘嘴有点不公平。

但是，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样。我是个成年人，所以，我这种情况单纯是，我对所有形式的傲慢都特别不喜欢，仁波切自以为优越地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就像一个可憎的作者，就因为他出过一本好书，以为全世界都会等在他家门口。同时，我又不得不说，仁波切有一些品性，让人几乎无法不喜欢他。就在你以为他把自己锁在“绳（生）命止咳（之课）”的小世界里时（他的错误发音不遵循固定模式），他聊起了你的孩子，就好像他们是他的侄子侄女。就在你以为他在挑战你的生活方式时，他叫你好人。就在你知道他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时候，他突然爆发出欢乐的大笑，自嘲起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

不过，当我们把我的包放进行李厢，把他的包放在脚边时（我觉得是监狱遗留的条件反射，因为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包在视线之外），我觉得有一点站不稳脚跟。雪上加霜的是，一张小黄票被塞到了雨刷下面，仁波切想要让我详细地解释这东西意味着什么，而我又为什么沮丧。这些都帮不上什么忙。贡献了10美金给立提兹镇。西西莉亚会把这称作不祥的征兆。

按照从萨特将军的好心店员那里得到的方向指示，我们在501号路上往北走了几英里，然后转向上了322号国道。这里有更多的农场。其中一座的前方伸出一片小果园，大概总共有30棵树，我看到一对人儿，他们可能是夫妇俩，正顶着太阳踩在梯子上摘果子。他们在同一棵树上忙活，在那个8月大热天的早晨，女人穿着一条素色长裙，搭配一顶浅蓝色的软帽，这引发了我关于阿米什派和门诺派的整条思路。这条思路有一部分被事实影响了：我们经过的农场都格外风景如画，看起来经营得特别好。身为农夫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我知道经营农场牵涉到许多工作，甚至仅是聊以为继。但要有看起来像这样的土地——修建整齐，同时富饶肥沃——有着平直墙壁的刷白谷仓，屋顶齐平的护墙板石屋，铺平的车道，还有闪亮的窗户——这意味着从早累到晚，52周全年无休。

我突然有个惊人的想法：这些人知道如何生活。不是知道如何务农，而是知道如何生活。我想象站在梯子上的男人和戴软帽的女人，他们的人生——我假设他们是门诺派教徒。我想象夜里坐着马车经过的阿米什人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从马车后厢的小窗向外张望一个他们永远无法接近的世界。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假期去法国、加州、科德角度假，在朋友家后院泳池里度过午后，有笔记本电脑、手机、好看的衣服，不时奢侈地看场电影，晚上去购物中心，看橄榄球和足球赛，享用大量不同的食物——一种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做什么做什么的自由，拥有的东西是这个戴软帽的女人和她丈夫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的。如果这对夫妇是阿米什派而不是门诺派的，那么差别就会更加极端：他们的孩子会住在没有电的房子里，在一片不用机械耕作的土地上。他们会十几岁时就结婚，遵循一种让清教徒看起来都像朋克的社会准则。在300年前的瑞士，那样生活是一回事——瑞士是这种理念的发源地——但在21世纪的美国呢？在这里，现如今，把他们牺牲的东西列个清单，会像501号路一样长。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有什么东西可能值得这么巨大的牺牲？能为他们赢得清澈的头脑吗，像完全没有人行道沙砾的饮用水一样？他们死后，云层之上会给他们保留一处特别的位置吗，上帝带着特别的喜爱向他们微笑，他们放弃的所有东西都十倍呈上？就是那样安排的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为普通的好人比如吉妮、我、娜塔莎和安东尼又保留了什么？我们人生在世，什么也没放弃，只是没做过什么坏事，却做过大量的好事。这只是个游戏吗？放弃最多的人成为赢家？还是那些放弃的人只是出发点良好的傻子，别无其他？又是为什么，在我的同事和朋友圈里——这些人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世故最智慧的一小撮，这些问题却从来没有进入过随意的交谈中呢？20年了，一次都没有过！因为人们都简单地假设，一种由宗教支配的人生是为不懂世故、缺乏才智的人而设的吗？一种鸦片？因为他们觉得上帝只是个安慰人的谎言？因为这种问题只是过于私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