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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因为想在继续赶路前让仁波切多看几眼城市，我给我俩报名参加了芝加哥河上一个坐游船参观建筑的项目。我猜，有必要给他的美国之旅增添一些文化或知识上的成分。我们也可以去博物馆的，但那是个灿烂的中西部夏日，不太热也不太潮湿，天空湛蓝无际。再加上，我虽然也喜欢绘画和雕塑，却更喜欢建筑。在大学，我一度甚至想过主修工程学，辅修设计，想象自己继续攻读建筑学院，然后把大福克斯、法戈或俾斯麦本不存在的天际线改造成一系列惊人的玻璃墙面杰作，让人们在奥托·安东尼·林林离开这个地球几百年后，仍叹为观止。

但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等仁波切和我在那个完美的夏日早晨朝芝加哥河走去时，我的心愿已经被根除了，我的建筑抱负收缩至此：我只想汲取这座大城市更多一点。我们剩下的旅途上没有像这样的大城市了，这我知道。现在等待仁波切的，至少在我计划的路径上，是麦迪逊人那让人舒适的、由玉米所养育的谦逊，以及一千多英里绿棕相间的广阔自然。

于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仁波切和我坐在一艘柴油汽艇的长条硬座上，听一个拿麦克风的家伙谈论大火、这栋还是那栋90层高楼的牢固地桩、有河景的百万美元公寓。我们举目眺望着错综的飞檐和厚重的钢墙，俯视着由塑料杯、小树枝、打结的牙白色避孕套和其他污物组成的漩涡。“曾经，”导游说，“这条河自西向东流，注入大湖。但人们当时从湖里取水饮用，现在也是，每年有太多人患病和死于水传播病，结果城市竟然调转了河水的流向，于是它现在注入相反的方向。”

最后我们上岸，在斯特林街的贾府匆匆吃了几口中国小菜后，再次取车，向北行驶，上了12号公路，出城，经过铁丝网围着的机场和货物仓库，穿过德斯普兰斯安静的郊区，然后进入乡下，跨过威斯康星州的界线。

当然，我注意到，自从我们在马歇尔·菲尔德的谈话之后，仁波切就再没提起对我的灵性再教育的话题。我很舒坦。不知怎么的，睡了一夜之后，好奇的火焰暗淡下去了。环顾箭牌球场的几千张面孔，我想过，他们是踏实的中西部好人，好父亲、好母亲、好朋友，大多数人都是。他们有几个做冥想的？每天做礼拜、去寺庙、上清真寺？他们有几个过分担心死亡的终结时会发生什么？如果这几千个好人都没时刻地为这种东西操心，那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这种想法有一定的力量，它伴我以开心懒散的情绪度过那一夜和接下来的半天，这种情绪并不利于深刻的质疑。

我们沿着小型公路进入獾州的绿茵前往首府时，我说：“今天下午你有一场演讲，没错吧？”

他点点头。相当阴郁啊，我心想。

“不期待吗？”

“我在思考那个不错的游船项目。”他说。

“那座城市里有些非凡的建筑。”

“是的，”他点点头，同时眺望粮仓和田野，“他们让河流逆流。”

“真了不起啊，不是吗？”

“人们生病了，所以他们就让河流逆流。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清理河流，让它按原来的路线流呢？”

“太难了，我猜。”

他再次点头，发出那声批判性的“啊”，一两英里之后，我意识到他很可能在用河流转向做灵性的隐喻：与其让你的生活180度大转弯，何不干脆改变它呢？继而怀疑，该不会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其本意都是灵性的隐喻吧。当他说话时，我已经开始隐隐不安：“我想让你今天下午到第一排来，不要站在后面。”

“好啊。当然。只是演讲，对吧？”

“演讲，还有一点别的小东西。”

“那个别的小东西是什么？群体冥想吗？”

“冥想让你害怕，”他直白地说，我从余光里能看到他转过大头，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半个小时什么也不做让奥托先生惊恐。”

我当时撒谎了。我说：“那倒没有。”

“好，”他拍了一把我的膝头，“那就到第一排来。会更好玩的。”

“求之不得。”我告诉他。安静地坐了几分钟之后，他开始唱诵，和我在西西的后院里听到的是同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安静的唱诵，低八度的哞哞声，几乎就像他在给自己唱歌，我分辨不出是哀伤还是喜庆。这持续了将近半小时，其间我感觉打开电台脱口秀节目不太合适。后来当我问起时，他告诉我，这种唱诵是在用奥图克语为身处险境的人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