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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震惊，又沮丧，原来仁波切提到的“一点别的小东西”是一堂瑜伽课。如果说在尼泊尔餐厅那奇怪的场景中我感觉想逃，那么现在我就想夺门而出，在跑向我的车与自由的路上撞翻十几头陶瓷牛。唯有对尴尬的恐惧让我没有付诸行动。对尴尬的恐惧，还有一个事实，在我们和瑜伽教练（一个亚洲混血女人，在我看来有点像街道对面图画上的最高女神）闲聊消磨时间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门内。这是个问题，教练安静地说，不是所有人都有空间，垫子不够，地面空间不够。“我就站到后面去好了，”我自告奋勇地说，“别担心我。”

但仁波切大笑。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好像他过去一周以来一直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教练，她的名字不知是凯利、茉莉、卡莉，还是宝拉——我极为难受，所以没听清楚——穿着她的黄色紧身服站在两英尺开外的地方，黑色短发，绿色的眼眸干净得像空气。她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当她意识到并非如此时，她说：“但是，林林先生，你的垫子就在这里，在前排啊。我们特别为你留的位置。”她指向一张垫子，在两个看似身体上只有千分之一盎司脂肪的女人中间。而且这两位还不是大学生的年纪。她们正在放松肌肉（尽管我无法想象，瑜伽课为什么要放松肌肉），两腿分开呈V形坐着，胸口平贴在两膝之间的地上，要不就是把胳膊拿到背后——一只手臂由上往下，一只手臂由下往上，两手交扣，这样那样地摇摆。好可怕。这是个噩梦。我一定是用恳求的表情看着仁波切的，因为他使劲捏捏我的胳膊，告诉我不用担心，我是个好人，是他特别的好朋友。

课程开始时，仁波切和宝拉端坐在垫子前部，我用了一分钟才明白过来，这些天来和我同车的男人，这个矮胖、肌肉发达的家伙，看起来会被错当成芝加哥熊队中后卫教练的人，柔软得像一根全熟的拉面面条。

房间满了。三十个左右匀称的女人穿着紧身服，两三个黑衣服的长发男人，体格就像马戏团里那些在半空中抓住空中女飞人的家伙，他们的后面，现在沿墙站成一排的，以穿便服的大学生居多，恭敬地站着，观看仁波切的每个动作。我穿的是斜纹裤和运动衫，不太符合当天的统一服装。按照指示，我脱掉鞋袜和皮带，把它们搁到房间一旁。我展开那张蓝色垫子。心剧烈地跳着，我还以为某种小梗死能救我一命呢。

可是没有，我没得救。茉莉介绍仁波切是个伟大的圣人和瑜伽士，然后介绍我是他的同伴，“第一个学生”，以及旅伴。我的脸是柿子色的。我能感觉身后有四十几双眼睛，而我呢，带着笨重的中年得意，只适合偶尔一次的两英里步行和双人网球友谊赛，斜纹裤，运动衫，汗水已经把我的头发粘到了脖颈上。我们跪着，坐在脚跟上，以几分钟的静默作为开始，“安心宁神。”如茉莉所说。但我的心神大概像周二下午5点的纽约中央车站一样安宁。冥想完成后，我们唱诵一次“Om”，起立。以一个鞠躬开始，足够简单——连我都能鞠一个像样的躬——然后进入一个叫什么“韦帕体式”的东西，或者类似那个名字，当然，房间里每一个有垫子的人都熟悉这个体式。我东张西望，绝望地暗中侦查。我左边轻盈的生灵正在蹲下来，一条腿在后面伸直，同时把手掌扎在脚的两边，向后弯腰，这样她就在直视天花板了。对她来说毫不费力，就像我把手伸过桌子去够一把用蜂蜜烘烤的腰果一样。

但我尝试了，仁波切在观察我，笑得很开，一个膝盖从袍子里凸出来，他的新项链在自然光里闪闪发亮。还好我没摔倒。我们把手短暂地放在膝上，然后举手朝天，双掌合十，眼睛往上看，这下我摔倒了。我往侧边倒去，撞上了旁边的女人。“对不起。”我挤出一句。我的呼吸很困难。再次尝试。这个，卡莉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叫“基帕体式”。我们要做腹式吸气。我的胃里全是季茶地、瑜伽茶和甜品。但我尝试了。我们该把手放下来了，谢天谢地。然后把另一条腿也放到后面，保持在高位的俯卧撑姿势——“阿拉索阿瓦纳”，或者类似的名字，也叫“平板”。这个我可以做。但卡莉让我们保持在那里，直到我的手臂都在颤抖，还一直用让人郁闷的平静声音告诉我们，为了让这个姿势达到最大的效果，我们得把上臂的肌肉向外旋，小臂的肌肉向内旋，大腿内侧的肌肉往上提，并且放松喉咙来呼吸。然后我们得慢慢下沉，几乎——几乎，她重申一遍——贴到垫子，但要保持在离地面大概一英寸的距离，维持八个缓慢的呼吸。我颓然倒地，抬头看仁波切。他的身体像一块金属板一样坚挺静止，下巴下方有一到两英寸的空气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