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的“以色列”女儿（第3/7页）

我当下感到迷惘。如果他持续否认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会同意搬来，正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的联系。看着许多外国人打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行殖民之实，有意无意地利用巴以冲突，我拒绝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欧莉说里欧是自我厌恶的犹太人，这种说法总会触怒里欧。他真正想传达的是，以色列假犹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径是如此骇人，他不想背负此罪名。然而除了隐藏身份以外，一定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

“你这样言行不一会让孩子们无所适从。”我说。

好吧，玛亚除外，尽管她父亲对以色列以及忏悔的犹太人的意见有所保留，但我们的女儿对于自己应当归属何处没有丝毫困惑。玛亚爱死以色列了。

大卫王街上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有国外高官下榻于街上同名饭店而暂停使用，于是我跟玛亚走到下一个站牌。已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待18路公交车。自从二〇〇〇年发生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陆续发生过几起公交车自杀式攻击。尽管英国领事馆再三警告我们别搭公交车，但我照搭不误。搭公交车能让我们进一步融入这个社会。在这里，人人上公交车时都戒慎恐惧，担心遭遇自杀式炸弹攻击。每回我搭公交车总会感染这份恐惧。然而我觉得当我与其他乘客有了共同的恐惧，我们彼此便算是有了某种联系。

玛亚与我每天都要搭18路公交车去幼儿园。此刻我们正等着搭公交车回家取车，再开车前往东耶路撒冷接一位以色列人权分子。我为BBC的采访案安排了一趟难民营采访。当我们看见公交车出现在山坡上的红绿灯前时，我对她说：“你今天要乖乖的哟，因为我必须带着你去工作。”

“妈妈，我发誓，你在访问别人的时候，我会乖乖的，我会带我的蜡笔和图画纸。我喜欢跟你一起去工作。”

“但是不准画以色列国旗！你可以带着整盒蜡笔，但不准带蓝色与白色的。”

像这样带着她一起去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拜托，拜托，不要在那边画degel shel Israel，拜托。”我再度向她重申。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去巴勒斯坦吗？”

“我们要去一个难民营。”

“是巴勒斯坦坦人住的吗？”

“对，那里住了许多巴勒斯坦人。”

“是在拉马拉吗？”

“是在前往拉马拉的路上，在东耶路撒冷。”

“我以前去过吗？”

“你没去过。”

“我以前去过巴勒斯坦，拉马拉就在巴勒斯坦。还有伯利恒，在伯利恒不能说希伯来语。”她自言自语。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伯利恒开车，基兰发现她在后座翻着希伯来语故事书。他迅速把书从她手上夺走，藏在座位下。之后当我们站在市场中央，她为了要气我和她哥哥，高声喊叫着“Imaa a a a aaa……”。我们在耶路撒冷才住了不到半年，她就决定要改口叫我“Ima”，那是希伯来语“妈妈”的意思，这么做实在不甚明智，特别是我们那时正在西岸地区旅游。我不敢想象如果这发生在叙利亚会是什么状况，要是秘密警察听见她大喊，转头却看见一位南亚“Ima”，不知会做何反应！

我要去的难民营位于东耶路撒冷一个名为殊尔法特（shuafat）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小区，我要去访问一位这些年来房子九度被以色列军队毁坏的巴勒斯坦人。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好得控制好我的“以色列”女儿，她绝不能在那边叫我“Ima”。我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街上污水漫延又过度拥挤的难民营里，愤怒与仇恨就像有毒菌类一样四处传播？又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下，有着十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能挤在两间棚屋中生活，而每个孩子都在心中怀抱着殉教的志愿却难以对占领者显露一丝仁慈？这回之所以会带着玛亚是因为我找不到保姆照顾她，再加上这是我以自由作家之姿接下的第一个BBC采访案，我实在承担不起任何会危及我重振事业的风险。况且杰夫会陪着我们，他是以色列和平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以色列反拆屋委员会会长。有他作陪，开一小段路穿越难民营看来便不会太危险。我如此替玛亚做行前教育：“请不要在那边说希伯来语，不然我们可能会惹上麻烦。”

“但他们不会开枪打我们吧？”

“嗯，有可能哟。如果你叫我‘Ima’，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

当公交车到站时，她赶在众人前头跑向门口，我后悔我方才说了那些话，那样说很不负责任。我怎么可以口出此言来混淆我小女儿的观念？我怎么会跟她说难民营的人会拿着枪在街头漫步？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无法收回说过的话。关于街上哪些人会开枪、哪些人会带枪，她已逐渐有自己的定见。她每天都会看见她朋友的父亲或者她父亲的表亲带着枪，人们携带枪械对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因此她不解里欧与我为何反对。当我们走在街上，她总羡慕地看着那些配有大把来复枪的士兵在非值勤时间也把枪挂在侧身。当公交车加速穿过咖啡店林立的艾梅克勒方街巷弄，我向窗外望去，就看见至少有四个人配枪站在邻近的人行道等待通行。公交车里，玛亚对着坐她对面的军人微笑，那位女兵大腿上放了一把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