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艾梅克勒方街鬼魂的诅咒

“你太不负责任了。”当天晚上我们回家后，里欧这么说道，“带她去布什大厦的BBC国际频道上班是一回事，但是拉着她去动荡的难民营根本大错特错。”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帮忙带孩子？”我说。我懂他的意思，我的确不该带她去难民营，但我拒绝认错。

“你说啊，你怎么不帮忙带孩子？”我再度质问里欧，还哼了一声以示不满。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们得请个帮手，找个全职保姆。我们的房子有多余的厢房，要把它改成保姆房很容易。”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个？”

“你不会喜欢我选的人。上一次我找到了，你又否决了。”

“你上次带来的巴勒斯坦女人完全不会说英语或希伯来语。我该如何跟她解释要怎么照顾玛亚？如果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她要打电话给我，她又该如何跟我沟通？”

“嗯，如果有什么急事，你的阿拉伯语程度也足以沟通了。要不然她可以打给我啊。你没发现你总是想方设法怪罪我吗？”

“要是你人在加沙走廊或利比亚或开罗或贝鲁特（Beirut），而她找不到你呢？我不能找一个不会说英语的阿拉伯保姆。”

“我要去念故事给玛亚听了。”他往玛亚的房间走去，此刻她正在房里等待她爸爸。

“请别问她今天发生了什么。我想帮她先把这件事埋在心底一阵子，直到她年纪大到能理解这个国家的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羞辱、痛苦再说。”我喜欢故意说出“这个国家”这几个字，好强调要是我们待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此事。毕竟这该死的巴以冲突可是他家的事。我不知道这股愤怒从何而来，但我几乎无力压抑或纾解它。我很挫败，我想挽回错误，但一切已经太迟。我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竟为了工作而让自己的女儿经历如此可怕而不必要的遭遇。从某方面看来，我过去为了照顾孩子而留守家中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走错这一步而前功尽弃。

我坐在窗台上，觉得自己顿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我对着外头深色长角豆树哭泣，它的枝干因长了豆荚而显得沉甸甸的。长角豆树的豆荚煮熟并萃取内容物之后，尝起来非常像可可。来这里以前，我从没尝过长角豆。我的内心空虚，罪恶感把我的心蚀得千疮百孔，但我太骄傲而不愿承认。里欧责难的语气更是雪上加霜。过了几分钟，里欧显然读了篇幅甚短的床边故事给玛亚听之后回到了客厅。他站在客厅中央的希伯伦地砖上，一脸困惑，不知是否该给我一个拥抱，因为一旦抱了我就等于这回争吵他认输了。他还没准备好要认输，我也没有准备好要让步。重点是，我并非鲁莽地带着玛亚去简陋的难民营工作，而是别无选择，非带着她不可。我没开口要他帮忙是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答应，他只会说我试图阻挠他工作。好笑的是，他却从没想过他拒绝分担为人父母职责也会让我无法工作，最后我们只能像个中世纪家庭，根据性别进行角色分工。我的工作变得无足轻重，成了某种闲暇之余的消遣，而他是尊贵的和平使者，一个背负改变中东世界使命的男人。

除此之外，记得我们刚抵达此处时，几乎每周末我们都会去一些可能对他工作派得上用场的地区旅游。我们有好几个周六都在西岸地区纳布卢斯（Nablus）附近的山丘上，跟以色列极端右翼的警卫队谈论和平共存的可能；或在希伯伦旧城区市场，一边跟巴勒斯坦店主喝茶，一边看着占据该地且住在市场顶楼的以色列犹太移民把用过的卫生棉条和尿布等垃圾丢到巴勒斯坦人的店铺与住家上头。那几次旅程固然美好且发人深省，但绝非理想的周末放松之旅。

当然，他会替自己辩护，说他拟定的每趟旅程都很安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事实上，我现在回想我们在耶路撒冷多数的一日“周末”[37]，大多是把时间花在参加被导览行程上，好“教育”自己了解巴以冲突。我们一家人参加过“寻找绿线[38]”旅行团、“巴勒斯坦废村”旅行团、“消失的巴勒斯坦故乡”旅行团，还有其他十几个类似的行程。甚至就连我们外出露营、住民宿，或开着我们那辆击败四轮驱动车的小车穿越朱迪亚沙漠，这些活动也都是为了继续勘探这片全球主权争议性最高的土地的模糊轮廓。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更了解巴以冲突，我们成了这场冲突的奴隶。在英国那几年的周末连假，我们去沼泽区、西北部湖区以及绿草如茵的丘陵漫步，或在新森林国家公园里骑脚踏车，然后半路停在村里酒吧喝杯啤酒，这些日子如今已成为遥远的乌托邦幻影。当前往邻近阿拉伯国家旅行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问阿拉伯人是否有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意愿。他们多数是完全不愿意！你只要随意走入开罗任何一个市集就能听见主流舆情，而埃及还是中东除了约旦以外唯一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国家。我并非不享受这一切，但是不知为何，生活成了一场未曾停歇的比赛，时时刻刻追逐着中东当前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