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荡荡的酒吧，也许根本没开门，有一张桌子，左右不过是张小圆桌，但要高一点，站着或是喝点东西的时候可以斜靠的那种——这里没有椅子。如果地板会说话，它们也许能讲上一两个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其实大同小异，总是一样老套的悲剧收场（几杯酒下肚，就以为我能任人摆布），不光是发生在这里，在全世界的酒吧里都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宇宙真理的王国中。酒保从后面走进来——他穿着白色的侍者短上衣——点了根烟，打开灯，那是两根日光灯管，其中一根还有点毛病，闪个不停。他盯着那根闪烁的灯管。看得出来，他在想“这灯得修修了”，这跟“今天我得修修它”可不一样，不过已经无限接近于“它永远都不会修好”。每天的生活就是充斥着这一类重复的小惊奇，小希望（也许它突然就自己好了），还有小小的放弃（它没变好，永远也不会）。一个高个男人——有客人了！——走进酒吧，把背包搁在桌下，就是那张喝酒的时候可以斜靠的小圆桌。他很高大，但并不年轻了，有点谢顶。很明显，他不是恐怖分子，所以他的背包里也不会藏着炸弹，但这个普通的举动——在酒吧里把背包放在桌下——现在却很难不被注意到，尤其是看过《阿尔及尔之战》（Battle of Algiers）(1)之后不久第一次看《潜行者》（Stalker）(2)（1981年2月8日，星期日）。他向酒保点了什么。酒保的制服是白色的，实际上突出了它的邋遢。也许它也被当成毛巾用，也许是桌布，或者手帕什么的。整个地方看起来都应该很脏，但是太昏暗了，也看不清到底如何，黄色俄文字母的字幕——科幻斯拉夫字体——都无法确切说明情况。

这一类酒保如果之前接触过银行工作，那可真是可怕的错误，酒保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跟他无关的事越多越好，哪怕事情迟滞拖沓以致失败。他所关心的只是，他待在这里，穿着邋遢的侍者制服，例行公事，如果没人来，没人想点东西，没什么事要干（坏掉的灯管可以等等再说，其他大多数事情也一样）都对他没什么区别。他还是抽着烟，好不容易端着咖啡壶走过来（他是那种能对任何一件小小的活计倾注仇恨的酒保，好像他是拿着最低工资报酬的赫拉克勒斯(3)），给陌生人倒了杯咖啡，又走了，留下那人和他的咖啡，留下他喝着，等着。毫无疑问：这个陌生来客绝对是在等什么人，或是什么事。

字幕：某种陨石或是外星人在某地造就了一个神秘的事物——“区”。军队被派进去探察，但消失无踪。这里被电网环绕，警察警戒……

这段字幕是在工作室——摩斯电影(4)——的要求下加上的，他们想强调“区”的神奇属性（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发生在那里）。他们也希望这样能保证让故事发生的这个“资产阶级”国家能与苏联区分开。因此在“区”发生的一切神秘事件——根据字幕显示——都是“在我们小小的国家”，这样可以让观众混淆，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的国土面积相当大，俄罗斯也（仍然）很大。“俄罗斯……”我能听到劳伦斯·奥利弗(5)（Laurence Olivier）在纪录片《二战全史》（The World at War）巴巴罗萨(6)一集中说，“无边无际的祖国俄罗斯。”面对1941年德国的进攻，俄罗斯依靠传统的战略，这个曾经让拿破仑落马的战略同样对希特勒奏效：“以空间换时间”。塔可夫斯基对此耿耿于怀。

水滴的声音。我们的视线穿过门，看向室内。在电影剧本里，“Int”这个缩写代表内景，而“Ext”代表外景。这是一个“大内景”，或者“内景的内景”。摄影机慢慢向室内深处移动。好像塔可夫斯基接上安东尼奥尼(7)在《过客》（The Passenger）结尾处那个著名的由内及外淡出的镜头作为开头并进一步发展成：由内及内。一样的缓慢，但却没有色彩。正如名字所示，安东尼奥尼早期的《红色沙漠》（Red Desert）(8)（1964年）如果没有了色彩，将难以想象。那些色彩——比如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9)的绿色外套——令电影出彩，但对于时年三十四岁的塔可夫斯基而言，他在1966年完成第二部影片《安德烈·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10)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红色沙漠》是“（安东尼奥尼）继《呐喊》（The Cry）之后最烂的作品”。因为那些色彩，因为安东尼奥尼过度迷恋于“维蒂在薄雾中的红发”，因为“色彩扼杀了对真实的感受”。哦，这番话很值得咀嚼玩味。没有了色彩，你还有什么？有《奇遇》（L'Avventura）(11)，我猜（还有莫妮卡·维蒂），而你无比厌倦，只渴望能有点颜色，好消磨时间，或者让你不去考虑时间的缓滞。既然我们在谈论真实以及对真实的感受，我深感荣幸地承认，《奇遇》是我最接近纯粹观影痛苦的一部影片。我是在某年夏天，在巴黎第五区的一家小影院里看的，那里的银幕比一台大电视大不了多少。（那是一部黑白电影，对白是意大利语，法语字幕，在巴黎，八月，我二十大几的年纪：一个关于寂寞的个案。）我能坚持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多一秒也受不了了。分钟成了当时最小的计时单位。每一秒都持续了一分钟，每一分钟都持续了一小时，每一小时像过了一年。当我终于没入巴黎的曙光时，我的三十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