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天鹅”（第2/8页）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心灵上的创伤也许要等待多年才会发作。实际上，开头几年，父子之间并未发生什么龃龉。从波德莱尔中学时代的一些家信看，他对继父可以说怀有某种崇敬却又不乏亲切的好感。欧比克是后来成为七月王朝首领的路易—菲利普的朋友，是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对继子的聪慧感到骄傲，竭力想博得他的好感，不能说待他不好。他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是，波德莱尔年事渐长，日交往强烈地显露出独立不羁、藐视习俗的性格，与继父的意图恰恰背道而驰。1832年，他随母亲到了继父的驻地里昂，进了中学。那正是七月革命后的日子资产阶级自由派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起银行家的统治，1831、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波德莱尔在里昂时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城里游逛。寄宿学校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烦闷和忧郁，而破败的街区、肮脏的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几乎总是烟雾弥漫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忧郁”变得更加沉重。他的学业优秀，在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上显露出才华。他敏感，激烈，举止古怪，充满了奇思异想，有时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嘴里还常常吟诵着雨果和拉马丁的诗句。四年之后，1836年，他随父母回到巴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他是个才华出众，却不守纪律的学生，出语尖刻，常常对学校当局表示不敬，洋溢着反叛精神，终因一次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而被开除，这件事发生在1839年4月18日。这是波德莱尔与社会的第一次冲突。后来他被送进一家寄宿学校，同年8月，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据他自己暗示，那是由于他和考官的保姆暗中做了手脚。波德莱尔的中学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他曾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而且常常是身处同学之间——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因此，尽管他“对生活和玩乐有着强烈的兴趣”，却并不曾体验过少年时代的幸福和欢乐。

　　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波德莱尔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欧比克夫妇希望他进外交界，而他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作家。有地位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向鄙薄作家和艺术家，尤其看不起以此为职业的人。在欧比克夫妇看来，波德莱尔的行为简直是一种叛逆。他的母亲20年后回忆说：“当夏尔拒绝了我们为他做的一切，而想自己飞，想当作家时，我们惊呆了！那在我们一直是幸福的生活中是多大的失望、多大的悲哀啊！”

　　波德莱尔离开了中学，在一所法律学校注册，其实并没有去上课，而是去过“自由的生活”了。他大量地阅读罗马末期的作家，着迷于他们的颓废情调；他阅读七星诗社诗人的作品，叹服他们声律的严谨；他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因结交了他本人而感到十分荣耀；他在美术展览会上留连，重新唤起他“最初的强烈爱好”；他喜欢拜伦、雪莱、雨果、戈蒂耶，为浪漫主义——“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所征服。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通过巴尔扎克接触到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同时，他沉湎在巴黎这座 “病城”中，出入酒吧咖啡馆，追欢买笑，纵情声色，浪迹在一群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间。他的不加检点的生活终于引起了家庭的不安，决定让他出游，离开巴黎，试图通过“改变环境”来把他的生活引入正轨。这是当时富有的家庭针对不听话的子弟惯用的手段，算不上是什么惩罚，波德莱尔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于是，1841年6月9日，他在波尔多登上南海号客货轮，启锚远航。

　　计划的的旅行长达十八个月，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二十岁的波德莱尔抵挡不住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诱惑，他当作家的心愿又使他对继父的意图嗤之以鼻，因此在船上一直悒郁寡欢，闷闷不乐，每日只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为伴。他非文学不谈，可那些船员和军界商界的乘客如何能与他谈文学呢？不久，欧比克就收到船长的一封信，认为要改变波德莱尔的志向为时已晚。果然，波德莱尔只到了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当时叫做波旁岛），就迫不及待地搭船返回法国，于1842年2月15日抵达波尔多，并且声称： “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这次旅行历时仅九个月，但已经是他一生中为时最长的一次远行了。旅行固然使他厌倦，却给他带来了受用不尽的创作上的财富：他看到了令人遐想无穷的大海，他接触到了明亮炽热的热带阳光，他闻到了各式各样浓郁的香气，他接触了强壮快乐、接近大自然的男男女女，总之，他领略了异域的风光和情调，开辟了任想象力纵情弛骋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