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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了，我通过了考试，平均每门九分。阿方索也考得不错，平均每门七分。在永远离开那所中学，在毫无遗憾地离开那栋灰色的、破破烂烂的建筑之前，在我的眼里，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尼诺也在那里上过课。我看见了加利亚尼老师，过去和她打招呼。她恭喜我得到了那么优异的成绩，但她的语气里没有热情，也没有给我推荐夏季要读的书，更没有问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之后会干什么。她冷淡的语气让我有些生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化解了呢。问题在哪里？以前是尼诺离开了她的女儿，再也没有出现，她就觉得我和尼诺一样不可靠、不正经，都是不可信赖的人？我已经习惯于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别人对我的喜欢，对我来说是一层亮闪闪的盔甲。

加利亚尼老师不再关注我，这让我觉得很难过，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起我的决定（假如不能和加利亚尼老师说，那我还能和谁说呢？）——我申请了比萨高等师范学院。我开始努力地赚钱，因为之前我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上了一年的课，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说我教得很好，我的名声便传了出去，整个八月我每天都很忙。我收了好几个学生，他们都要补课：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哲学甚至是数学。在八月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赚了很多钱，算起来有七万七千里拉。我把五万里拉给了我母亲，她的反应非常夸张，几乎是一把把那些钱从我的手上抓了过去，藏在了文胸里，就好像我们不是在自家厨房，而是在大街上，她担心那些钱会被抢走。我留了两万里拉给自己，我把这些钱藏了起来。

出发去比萨的前一天，我才对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比萨参加考试。“假如他们录取我的话，”我宣布说，“那我就去上学，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我是用意大利语说的，说得很坚定，就好像说方言会让这些话变得没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不应该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么。实际上他们听我说这些，显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是一个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家里做客的外人。最后我父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没办法帮助你。”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的小妹妹问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亲什么都没有说，但在离开前，她在桌子上给我放了五千里拉。我盯着那些钱，看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碰那些钱，就好像我要拿着这些钱去挥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后，我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这是我挣的钱！我把钱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考试，那位染着天蓝色头发的老师没告诉我，这次考试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难，尤其是拉丁语，对于我来说简直太难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场考试对于我的才能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开始拖泥带水、结结巴巴，我常常假装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说不出来。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声音也会让他厌烦，他说：“这位小姐，您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议论，而是在信口开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胆地谈及了一些问题，但根本无视文章该有的结构。”我觉得很沮丧，信心尽失，那位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满脸讥讽地看着我，他让我谈一谈最近我读的书。我想象他当时说的是某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当时没有明白，我紧紧抓住了掠过我脑子的东西——只有在琪塔拉海滩上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丹·鲁尼，我开始谈了起来，那个盲人丹·鲁尼尽管已经瞎了，但他还想成为聋子和哑巴……老师嘲讽的表情，渐渐变得不安和惶惑起来，他很快就打断了我，把我交给了历史老师。情况并没有好转。历史老师问了我一系列问题，都非常详尽。到最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像那时候那样无知，甚至在我学习最差、考试成绩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处境也没有那么窘迫。我能回答所有问题，但都是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一旦他问我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不上来。最后他满脸嫌弃地问我：“除了简单的学校课本之外，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别的书吗？”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