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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8日

晚上步行去圣詹姆斯公园，看他们庆祝欧战胜利日【48】。王室骑兵卫队和王宫之间的水面被泛光灯照亮，水边很安静。没有人叫喊或者歌唱，也没有人喝醉酒。人们手拉手，一对对地坐在草坪上。我想他们很快乐，因为和平来了，再也不会有炸弹了。我对亨利说：“我不喜欢和平。”

“我在想：不知上面会把我从家庭安全保障部调到什么地方去呢。”

“情报部？”我竭力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不，不，我不会接受，那里尽是些临时当差的公务员。你觉得内政部怎么样？”

“哪儿都行，亨利，只要你满意。”我说。随后国王一家出来站到了阳台上，群众十分得体地唱起歌来。国王一家并非是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领袖人物：他们只是一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家庭。我希望有莫里斯在自己身边。我想重新开始。我也想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很感人，是吧，”亨利说，“唔，现在我们大家夜里都能安安静静地睡觉了。”听他的口气，就好像我们夜里除了安安静静睡觉以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儿似的。

1945年9月10日

我得有点理智。两天前，我清理旧皮包里的东西（因为亨利突然送了只新皮包给我，当作“和平的礼物”）时，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理查德·斯迈思，雪松路16号，每日下午四时到六时进行私人咨询。欢迎任何人前来。”我想：自己已经被折腾得够久了，现在得去吃点别的药了。如果他能够说服我相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的誓言不算数，我就写信给莫里斯，问他想不想再继续下去。或许我甚至会离开亨利。我不知道。但是首先我得有点理智才是。我再也不能歇斯底里了。我要通情达理。于是我去按了雪松路上的门铃。

此刻我正尽力回忆当时的情景。斯迈思小姐沏了茶。喝完茶后她便离开了，留下我同她哥哥单独待在一起。他问我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坐在一张印花布面沙发上，他则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腿上抱着一只猫。他抚摸着猫。他的手很漂亮，但我不喜欢它们。我对他脸上的黑斑差不多还更喜欢些，但是他设法调整自己坐的角度，让我只能看到他完好的那侧脸颊。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没有天主？”

他看着自己那双正在抚摸着猫的手。我替他遗憾，因为他能引以为豪的只有自己的双手。要是他的脸上没黑斑的话，或许他就根本不会有这份自豪了。

“你听过我在公共草坪上发表的演讲吧？”

“听过。”我说。

“在那儿我只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便激励人们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你自己开始思考了吗？”

“我想是这样。”

“你信什么教长大的？”

“什么教也没信。”

“这么说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许受过洗礼——这只是风俗习惯，不是吗？”

“如果你并无什么信仰的话，那为何还要我的帮助呢？”

到底为什么呢？我不能告诉他莫里斯被压在门下的事情，还有我发过的誓言，现在还不能。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自出生到现在，我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怎见得这个誓言就能坚守不变？这情形有点像是你的朋友送你一只难看的花瓶，你等着保姆哪天不小心把它砸了。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保姆把你宝贝的东西砸了一件又一件，可那只难看的花瓶却依旧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我到这会儿还没认真面对他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又重新问了一遍。

我说：“我不能肯定自己不信神，不过我并不想信。”

“说给我听听。”他说。因为急于要给别人帮助，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那双漂亮的手，并且把他难看的那半边脸转向了我。正因为这样，我发现自己开始说话了——说到了那天晚上，那颗落下的炸弹，还有我那愚蠢的誓言。

“你真的相信，”他说，“或许就是……”

“是这样。”

“想一想全世界成千上万此刻正在祷告的人吧，他们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

“巴勒斯坦有成千上万的人奄奄一息，当时拉撒路【49】……”

“我们——我是说你和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对吧？”他用一种同我串通一气似的口吻说道。

“当然不相信，不过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信的。他们一定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

“人若是动了感情，就并不要求一件事情有道理。情人之间就说不上什么道理，对不对？”

“你是不是能把爱情也说成是不存在的？”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