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祝福的诅咒（第4/4页）

现代人仍旧不时地向神求助，尤其是东南亚华人。比如，他们投掷两块像大豆子一样的木头（筊杯）来获得上天的启示。如果两块木头的正面都朝上，那么答案是可以；两块背面朝上，答案是不可以；如果一正一反，就再投一次。

占卜老人的预言让我有机会学习人们寻求此种建议的各种方法，接触全新的知识领域，探究神秘的直觉世界。那些建议总是充满召唤力，但是我们很少把它当一回事。我研究迷信也是为了了解日新月异的亚洲：我想知道“神秘的东方”留下了怎样的故事，让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为之心驰神往。报纸上大肆渲染亚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下一个世纪是属于亚洲的世纪。用精算电脑上的图表看待世界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为之振奋不已。然而现实中，亚洲不仅经历着经济的繁荣增长，还因急切追求某种发展模式而戕害自己。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由它自己选择的，而是被唯利论的逻辑强加的，同样的逻辑已经无情地掌控了所有的人类行为。

人类用推土机将古城夷为平地，为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发展腾出空间；流行文化被无法抗拒的外来模式挤到一边，卫星把同样的故事传到遥远的缅甸丛林和蒙古高原。物质主义的可怖浪潮正在吞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过，亚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反对这样的浪潮，抵制它所带来的巨大迷失，同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古老信仰、宗教认同正在他们心中复苏。

或许全世界都在上演同样的剧目。社会群体越来越碎片化，自然世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渐渐隐退，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来解决，死亡不再像过去一样是赞美诗一般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禁忌，脱离了人类生活。人们对自己的终点越来越迷惑不解，渴望获得平静、理解、友谊。因此，带着异域气质的东方再次成为许多西方青年追寻灵感的目的地。他们研究东方的宗教和仪式，希望探知在西方的学校和教堂不可能获得的答案。不像西方的伟大哲学家们，东方神秘主义、佛教和亚洲精神领袖似乎能够帮助那些年轻人，远离消费主义的桎梏、广告的轰炸和电视节目的绑架。西方的年轻一代成长于秩序井然、权利保障完善的社会，甚至连他们的欲望都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如今，他们愈发有志于探索东方的精神脉络。

以前我在亚洲奔波，很多次看到欧洲人裹着僧侣标志性的橘色或紫色长袍，但是我对他们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这一年，我终于有理由停下来，倾听他们的故事。比如，我遇到一位旅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佛罗伦萨人，曾经也是一名记者，他跟随一位喇嘛遁入了空门。我还碰到一位年轻的德国诗人，他在曼谷南边的寺庙里过起了清苦日子，打坐冥想。他们都是这个迷失的时代的受害者。由于迷失，欧洲电话通讯录上，列出手相大师、占星师、预言家联系方式的书页越来越厚。他们的客户已不局限于轻信他人的女士，容易受骗、孤独或无知的人；这是我的另一个重大发现。这一年，我意识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朦胧的世界充满好奇。你不会怀疑他们；他们只在我坦承认真对待我的预言时才会敞开心扉，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关于命运，关于好运或厄运，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人们迟早都会产生。

后面便是我行走在地面上的神奇的旅行故事……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像过去十三个月一样不带翅膀地飞行。一年有十三个月？是的，我只能这么简洁地解释一下。

那结论是什么？“我从不找占卜师。我喜欢命运给我的惊喜。”当我在曼谷询问一位老妇人她多久找一次占卜师时，她神秘地回答。

对我来说，我的惊喜就是来自一位占卜师。他的预言仿佛赋予了我第三只眼睛，我借此看到了从未留意的地方和人群。它赠予我难忘的一年，从我坐在老挝一头大象背上的竹篮子里开始，在我坐在中情局前探员开设的佛寺中冥想时结束。

他的预言同时也把我从一场空难中解救出来。1993年3月20日，柬埔寨上空，一架联合国的直升机坠落，里面乘坐着十五名记者。其中一位是我的德国同事，他当时接替了我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