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未竟之死

对于神秘事物，我始终保持着漠然处之的态度。究其原因，和其他许多事一样，要归结于童年。事实上，这种疏离很早就产生了。

还记得她们在盛水的碗里放了一张某个士兵的照片，又在我头上覆上一块大毛巾，让我在黑暗中俯身坐在碗前，盯着水底那张晃动的半身像。我身边的女人们安静地坐着等待。

这是祖母的主意。她说，仪式需要一个纯洁的灵魂，显然我符合要求。那是1943年，降神会就在我位于蒙蒂切利的老家，佛罗伦萨的工人区进行。我们有个邻居，她叫帕尔米拉，那年冬天大撤退时期她儿子在苏联失踪了，我的任务就是探知她儿子的生死，以及那一刻他正在做什么。

我很乐意说，我看见他在一间木屋里享用餐点，周围是白茫茫的雪地。可我只能看见随着我的呼吸而浮摆的半身像上，那张严肃而不苟言笑的脸庞。这张黑白照让我想起索菲亚诺墓地大理石十字架上的照片，但我不会说出来。这一幕是我童年里最清晰的记忆，我清楚地记得，当她们把毛巾从我头上拿下来，默默倒掉碗里的水时，脸上失望的神色。帕尔米拉拎出相片，用手帕把它擦干。有一个女人说，如果失败，那有可能是因为我失掉了纯真——这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岁。但谁知道呢？也许其实降神会成功了：帕尔米拉的儿子后来再也没从苏联回来。

自那以后，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未对那表象以外的未知世界表现出一丝超过好奇的情感，而那好奇也是再正常不过、带有怀疑色彩的；并且，出于本能，我总是能为发生在眼前的难以解释的事件找到某个合理的解释。后来，当我有了孩子以后，这种对理性解释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了，因为孩子们总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求一个“解释”。

有一次，我带家人去德里庆祝我的四十岁生日（希望在印度种下象征性的种子，以便日后正式宣布定居于此的打算），一个老锡克教徒走近萨斯基亚和弗尔科。那时候他们分别是八岁和九岁。“愿意的话，”那老人说，“我能猜出你们祖父的名字。”他们满腹狐疑地给了他几个卢比，然后老人问了他们几个问题，随即在纸上写出字母G，这让他们大吃一惊。G是我父亲的名字Gerardo的首字母。我艰难地说服他们，这和印度众多“奇迹”（从把人活埋到绳子立起来）一样，背后总有个小把戏。他们很可能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暗示了字母G。不可能！他们很确定，老人至少会读心术。几年后，我们在泰国度假，发生了一件我们亲眼看到却无法用“把戏”来解释的事。

当时我们和老朋友塞尼及他女朋友茵一起住在皮皮岛上，塞尼是泰国记者。皮皮岛曾是个热带天堂，蓝海，白沙，竹草屋，直到它也被电器、传真机和带泳池的混凝土旅馆入侵。我们正要坐船去看威严神秘的洞穴，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都在其中采集一种被中国人格外珍重的美食：燕窝。忽然，茵发现她把相机落在他们的小屋里了。“等一下，”她说，“我给塞尼打个电话。”电话？岛上可没有这种通信工具！茵坐到一边，把头埋在手心里，眼睛紧闭，就好像在奋力发起对话。几秒钟以后，塞尼在远处出现，就像一个正在穿越白沙的黑点。“相机！茵，你忘了相机！”巧合吗？肯定是。我的脑海中没有丝毫怀疑。

弗尔科却激动不已。小船、大海、神秘的洞穴，以及当地男孩用来采燕窝所攀爬的参天竹竿，这一切对他来说都索然无味了，因为他见证了通灵术存在的可能性。那天后来的时间他都花在“练习”上，到了晚上吃饭前，他宣布要去和妈妈建立通灵感应（他妈妈此前有事去了佛罗伦萨）。“妈妈现在在干什么？”萨斯基亚问他。“睡觉，”他答，“我看见她正在睡觉，周围都是蓝色的光。”此时的意大利刚过正午，我们家中不可能有蓝色的光，并且他妈妈从来不午睡。

然而一周过后，安吉拉从佛罗伦萨回来，告诉我们那天她恰好去了我们的乡间别墅，在亚平宁山区托斯卡纳的一个叫奥西格那的村子里。就那一次，她吃过午饭，在孩子们的房里小憩了一会儿，房间的窗帘是蓝色的。我有个会超自然感应的儿子？我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不过是恰好猜中了。

跟所有人一样，我听过、读到过成真的预言和超能力者（会飞，会飘浮，能看到过去，参透未来），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如何再过正常生活？如果命运已然写在掌心或星象里，那我们如何再像平常一样赶巴士，出现在办公室里，交电费？我们是不是该抛开现有的生活，全心全意投身于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可人们还是按部就班，火车照常行驶，信件照常来，报纸一天不落。我告诫自己，超自然现象不过是少数人捏造出来的，是歪曲的想象力的产物，和其他东西一样，不过是因为人们需要去相信表象之外的世界；我不必关心。就这样，我在亚洲生活的这么多年里都没有关注事物带有神秘色彩的一面。我拜访过寺庙和修道院，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从不允许自己被打动。每当我需要核实奇怪的传闻时，总能觉察到不合理的地方。我听过的故事并不符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