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祝福的诅咒

生活充满了机遇。在机遇初露端倪的时候，发现它们至关重要，但这往往很不容易。比如，我的机遇就带着一丝诅咒的意味：“1993年你有大难，很可能会死。那一年你不能坐飞机。别飞，就算一次也别飞。”一位占卜师这么告诉我。

此事发生在香港，我机缘巧合地遇到了那个老人。当时我听到他骇人听闻的断言后，着实吓了一跳，但也没有为此惴惴不安。那是1976年的春天，1993年听起来还十分遥远。尽管如此，我没有忘记这个年份，它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赶赴的约定。

1977年……1987年……1990年……1991年。十六年的时间如同永恒般漫长，尤其当你从知道的“第一天”开始展望。然而，就像所有我们经历过的时间（除了青春期），十六年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很快，我发现已到了1992年年底。好吧，那么，我要做些什么？认真听从那个老人的警告，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或者，当作此事从未发生，无所顾虑地继续活着，然后告诉自己“去他的占卜师，去他的胡言乱语”？

当时，我已经在亚洲稳定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一开始在新加坡，然后去了香港、北京、东京，最后在曼谷落脚——我觉得对付这个预言最好采用亚洲的方式：不要抗争，坦然接受。

“所以你真的信了？”我的同行取笑我——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这些人习惯了从每个问题得到干脆的答案“是”或者“不是”，甚至不放过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因为对天气预报深信不疑才在阴天带上雨伞。下雨是概率，雨伞只是以防万一。如果命运已给了你征兆和提示，为什么还要再试探它呢？当轮盘赌的弹珠一连三四次落入黑色区域时，有些赌徒会指望统计概率，把所有赌资押在红色区域。我不一样：我会再次押黑色。小球不是在向我眨眼暗示吗？

而且，一整年都不坐飞机的想法本身就颇具吸引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假装一个老人掌握了我的命运之钥，我被逗乐了，像是向未知的世界跨入第一步。我很好奇，沿着同样的方向再走几步，我会到达哪里。它或许能带我进入一段与往常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么多年来，我都乘坐飞机旅行，我的职业需要我去往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地方。那些地方战火纷飞，革命爆发，可怕的疾病蔓延。很明显，我常常身处险境——飞机降落时引擎还在燃烧，或者一个机修工正挤在座位中间的活板门中，苦心修理无法下落的飞机起落架。

如果我不顾预言，继续在1993年坐飞机，我的焦虑肯定多过那些经常在空中飞行、被不安侵袭的人（包括飞行员）；但我会继续自己的生活路径：飞机、出租车、酒店、出租车、飞机。

那个神圣的警告（是的，“预言”和“神圣”[1]这两个词多像啊！）给了我一次（强制性地）改变我生活的机会。

预言不过是借口。事实上，在五十五岁的年纪，一个人强烈地渴望自己的生活获得一点诗意，以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重读经典，重新发现太阳升起，发现天上有个月亮，发现除了时钟的滴答声之外，时间还意味着更多。这是我的机会，我不能让它白白流走。

但有个实际的问题。我要停止工作一年吗？休假一段时间，还是撇开交通方式的局限性继续工作？和许多职业一样，新闻工作现在已被电子设备所统治。计算机、宽带解调器和传真机扮演着至上的角色。卫星传播的生动即时的电视影像已经创立了新的标准。纸质媒体不再专注于反思和关注个人，而是一瘸一拐地追逐电视媒体无法超越的速度（和浅薄）。

对于一个在亚洲工作的记者一时兴起决定一整年不坐飞机的想法，编辑们会有什么反应？对于一个记者的工作模式在1993年突然变成了20世纪初的样子——战争爆发时出发采访，到达时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会怎么看待我？

1992年10月，《明镜周刊》的一位主编途经曼谷，我的机会终于来临。一天晚饭后，我直接向他讲述了占卜师的故事，没有太多拐弯抹角，并表示1993年不打算坐飞机。

“听了你的故事，我怎么还能要求你飞到马尼拉，报道他们的政变，或前往孟加拉国报道台风？做你觉得对的事吧。”他这样回应。实在是太棒了！我远方的编辑大人们！他们大概觉得我的任性可以创作出新奇的故事，给我们的读者别样的体验。

《明镜周刊》的做法令我如释重负，但我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付诸行动。预言在新年伊始便会实现，我想最后一刻再做决定。当12月31日凌晨的钟声响起，无论身处何方，我都会知道我将如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