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见，缅甸（第6/7页）

如今“灵魂之山”没有任何变化：建筑物都在那里，保存完好，并接收了许多孩子。博纳塔神父于1949年去世，和其他传教士一样，他再也没有回过意大利。他被安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里。五位意大利修女留了下来：三位在医院里，最老的两位和新修女一起留在修道院里。

“我刚来的时候，晚上不能出门，因为附近有老虎出没。”年纪最大的吉斯帕·曼卓尼说。她自1929年以来一直留在景栋，从未回过意大利。她的意大利语很不流利。她能听懂我的问题，但大部分时间都用掸邦语回答，由一个年轻的卡伦族姑娘翻译成英文。

吉斯帕出生在瑟努斯科。“那是米兰附近一个美丽的小镇。我总是徒步去米兰，因为家里没有钱。”她的父母是农民，有九个孩子，但七个儿子都夭折了，只有她和她的妹妹幸存下来。

维多利亚·昂加罗于1935年来到景栋。“那天是2月22日。”她说，就像别人记住结婚纪念日一样准确，“那时人们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是活得更幸福，因为没有如今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

天主教堂很快成为该地区所有不幸之人的避难所。跛子、癫痫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被丈夫抛弃的女性、患有腭裂的新生儿（当地人认为畸形是新生儿前世罪恶的标志，一般会抛弃婴儿）能在这里找到食物和住所。现在，这群人负责照看花园、饲养动物、在厨房帮工，并喂养二百五十名孤儿。

天色已晚，起身离开的时候，我问两位修女有没有我可以效劳的事情。

“有啊，为我们祈祷吧，那样我们死后也能去天堂。”吉斯帕说。

“如果你们不能去那里，”我说，“那天堂肯定很荒凉！”

她们大笑。所有新修女也一起开怀大笑。

走到大门口，吉斯帕拉起我的手在我耳边低语。这次她说的是完美的意大利语，带着北方口音：“替我向所有瑟努斯科的人民问候。”然后她犹豫了片刻，“但是，瑟努斯科还存在吗？在米兰附近？”

我很高兴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下山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目睹了奇迹。看到那些坚信某事并一直坚信不疑的人，看到过去的意大利的幸存者，是多么鼓舞人心。是距离令她们保存完好。

本世纪初出生在瑟努斯科或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贫穷农民家庭的孩子，是无法拥有太多梦想的：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这意味着他们的“命运”是既定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许多选择，可以追求任何事物——没有一件事情是“命运既定”的。也许这就是人们对生活的意义越来越迷茫和不确定的原因。

瑟努斯科的孩子不再成批地死去，如果被问及“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任何人都不会回答“缅甸的传教士”。但他们今天的生活比那些一度可能以这种方式回答的孩子更有意义吗？景栋的修女毫不怀疑她们生活的意义。

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像其他人一样，我经常自问。当然，我并非“天生”就是记者。小时候，我的亲戚经常问我这个愚蠢的问题，似乎所有国家所有年龄段的所有孩子都会被问到。每次我都以不同的答案惹恼他们，最后我还发明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职业。我将继续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三天过去了，安德鲁和他的朋友还没有帮我找到占卜师。也许安德鲁新教徒式的成长经历令他有点犹豫，也许那两个最有名的占卜师确实去城外为别人“咨询”了。终于，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占卜师在花园里和他的孩子打羽毛球。但是他婉言拒绝了我：他只在冥想后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提供咨询服务。我试图说服他为我破例，但他不为所动。他曾发誓遵守此原则以“避免成为欲望的牺牲品”。他说，如果违反誓言，他将失去所有能力。他的坚持比他可能告诉我的任何话语都要有力。

返回边境的途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戴着镣铐的囚犯。这一次，我们有所准备，设法给了他们几件衬衫、一件毛衣、一些香烟和一把缅元。

回到边境，他们归还了我们的护照，上面没有签证印章。从官方证据来看，我们从未离开泰国，从未进入缅甸。出租车迅速将我们带到清莱市。我们在一家崭新的超现代酒店度过了一夜。在那里，年轻的泰国服务员穿得像旧时暹罗的宫廷仆人，为穿着短裤和丛林夹克、如同探险者一般的西方游客服务。第二天，他们将乘坐空调火车前往大其力。他们将在一个被称为“金三角”的拱门下拍照，参观一座名为“鸦片之家”的博物馆，并购买一些在欧洲也可以找到的缅甸小饰品。

为了活跃气氛，一位与酒店签订了半年期合同的法国哑剧演员，戴着礼帽，握着手杖，模仿查理·卓别林在餐厅的桌子之间走了一圈，走到电梯前，又在酒吧的客人中间转了一圈。在目睹戴着铁链的囚犯、僧侣和砍头的男子之后，我无法想象比这更荒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