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跨西伯利亚铁路小贩

在乌兰巴托，夏日的日落缓慢且壮丽。山脉焕发着美丽柔和的色彩，从绿色变为蓝色，再到紫罗兰色，就像蒙古族男女围在腰间的丝绸腰带一样。我最后一次看着它，感受高远明净的天空和山丘的芬芳。太阳似乎永远不会消失，不断拉长人们的影子，他们正站在那儿，举起双臂向火车挥手；当然也照在扒手身上——他在我上车最后一刻试图偷走我的美乐时小相机。

一群互不相识的人来为我送行，每人都带着吉祥物件要送给我：地质学家兼出租车司机兼教师拿着成吉思汗的铜牌；兽医翻译带了一套粘在木板上的小石膏佛；转世喇嘛给了我一些药丸，让我遇到危险时就用水服下。她的高级政府官员丈夫给我的最实用：满满一袋啤酒和鱼子酱。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希望火车能够立即离开，但是这班车晚点半小时，窗户上的尴尬谈话也不得不延长。

从乌兰巴托到莫斯科需要五天时间。对我来说，“跨西伯利亚”一词总意味着一些装饰和浪漫的东西。在阿奇博尔德·柯奎翁的《由陆路到中国》一书中，他描述了1898年乘火车出访的样子：带浴室的豪华车厢、图书馆、健身房和带钢琴的音乐室。我知道它不再是那样了，但是我仍有这样的愿景，所以当售票员问“豪华车厢”时，我下意识地回答“是”。

然而，我登上火车，发现我的豪华车厢里几乎没有能坐的地方，里面堆满了巨大的麻袋和成捆的行李，最上面坐着一个肥胖的红脸颊蒙古人，大约三十岁，是我的新旅伴。

“你是商人？”我用英语问他。这个词现在基本代表着“声望”和“有前途”。

他点了点头。谢天谢地，我们发现可以用中文来沟通。整列火车载满了这些商人。每个独立的隔间都挤满了袋子和盒子，装满了货物。座位下面的空间被更多的捆绑袋子和盒子占据，走廊和厕所亦如此。在这一整列长长的火车上，显然没有一个只带着行李箱的普通旅行者。

这是一列俄罗斯火车。有人曾告诉我，在俄罗斯，与食物有关的一切都掌握在格鲁吉亚黑手党手中。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我们一上车就去看了看餐车。确实，总长弗拉基米尔来自第比利斯。我进行自我介绍，并递给他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让他照顾我。这种做法奏效了：整个旅程我的餐桌都干干净净，有新鲜的鱼子酱和冰镇伏特加。

火车一越过边境进入俄罗斯，我就看到了新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样子。在第一站，蒙古人开始打开他们的麻袋，从窗户向外倾身，挥舞着商品吸引俄罗斯人。我想象中浪漫的跨西伯利亚旅程已经化为平淡无奇的旅行集市，每个车站都挤满了一群渴望讨价还价的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女性：她们仿佛被附身，挂在火车的两侧，伸手抓塑料工作服、雨衣、人字拖和儿童衣服。蒙古人拿着货物悬在他们的头顶，直到价格满意，才递到她们手中。

铁路沿着贝加尔湖的岸边一路延伸。贝加尔湖像大海一样宽阔，平坦而又平静。夜空被如闪亮水银的月亮照亮。我们经过伊尔库茨克。窗外的针叶林继续闪过，就像前一天一样——瘦高的白桦树，同样的鲜花绿草甸，以及带蓝色和白色窗框的小木屋。每次火车放慢速度，开始在站前变道，蒙古人便开始行动，打开他们的麻袋，从座位下面拉出储备库存。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负责豪华车厢的女士喊道，我们在另一场西伯利亚日落的光芒中停了下来。奥特曼的城市！他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在站台上，一群人争先恐后地挤到火车边上，像猛兽看到猎物一般；穿着短裙的漂亮女孩，戴着头巾的粗壮老妇——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拿毛衣、雨衣、塑料鞋。唯一没有加入战斗的是一些胡子拉碴的肮脏醉汉，他们蹲在两个电塔的脚下哲学式地微笑着。

穿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奥特曼的史诗开始的地方），我觉得我和他的旅程已经回到原点。也许他本希望在那里下车，去看看这个城市的人们自他离开之日起几乎停滞不前——男爵憎恶的革命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了。我想，那里应是我们分开的地方。我拿起这本书，感谢它美好的陪伴；我随意地打开它，告诉自己我读到的将是最后的内容。我的目光落在第一行：“……可怕的血腥男爵。没人能决定他的命运。”我把书放进一个信封，准备在下一站把它寄回家。

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日复一日，在每个小站或大站都重复着同样的景象。一旦人们听到那串充满希望的哨声，他们便从房子里拥出来，兴奋地冲向车站。有时看起来全部人口都在轨道旁边跑。交易在几秒钟内完成：抓拿货物，交钱，然后火车驶离站台。幸运的购买者欣赏到手的丑陋风衣或凉鞋，没买到任何东西人则失望而归。他们将不得不等两天才有机会再次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