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九章

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钦区的警察所办公室——家长制法庭

……“明天见，”我反复嘀咕着，睡熟了……心里非常轻松舒适。

深夜一点多钟，我父亲的听差喊醒了我；他没穿外衣，神色慌张。

“有一个军官要找您。”

“什么军官？”

“我不认识。”

“哦，我知道了。”我对他说，披上了罩衫。

大厅门口站着一个人，裹在军用大衣里；窗上映出白白的帽缨，后面还有几张脸——我认出了哥萨克军帽。

这是警察分局局长米勒。

他拿着总督的命令对我说，根据这命令，他要检查一下我的文件。蜡烛送来了。局长拿了我的钥匙；一个警官带一名中尉，动手翻我的书和衣服。局长查看我的信件，他觉得一切都可疑，随即把它们统统放在一旁，蓦地转身对我说道：

“现在请您穿好衣服，您得跟我一起走。”

“去哪里？”

“去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局长若无其事地回答。

“然后呢？”

“以后的事，总督的命令中没有讲。”

我开始穿衣服。

这时间，惊慌的仆人叫醒了我的母亲；她从卧室奔向我的房间，但在客厅与大厅之间的门口被一个哥萨克拦住了。她大叫一声，我打了个寒战，朝那儿跑去。警察局长丢下信件，跟进大厅，向我母亲表示了歉意，放她进屋，一边大骂那个无辜受责的哥萨克，然后回来继续看信件。

父亲跟着来了。他脸色苍白，但仍竭力扮演他那种冷漠恬淡的角色。气氛是沉闷的。母亲坐在墙角边啼泣。老人在与局长交谈，净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但他的声音发抖。我怕我不能支持太久，又不愿流泪，让警察们看了得意。

我扯了一下局长的衣袖。

“我们走吧！”

“走吧。”他高兴地说。

我父亲走出房间，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拿着一枚小小的神像替我挂在脖子上，说他父亲临终前曾用这神像祝福过他。我很感动，这个宗教性礼物向我表明，老人心头的惶恐和震惊达到了什么程度。我双膝跪下，让他挂神像。他扶起我，拥抱并祝福了我。

神像是珐琅的，刻着盛在盘子上的先知约翰1被砍下的头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警戒、劝告，还是预言？我不知道，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母亲几乎昏厥。

所有的仆人都含着眼泪送我下楼，争先恐后吻我的手——我像活着参加自己的出殡。警察局长皱皱眉头，催我快走。

出了大门，他命令全队集合；我看到他一共带来四个哥萨克，两个警官和两名警察。

“让我回家吧。”一个满面胡髭、坐在门口的人向警察局长恳求。

“去吧。”米勒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马车时问。

“见证人；您知道，没有见证人，警察是不准走进居民家中的。”

“因此你们把他留在大门外面？”

“这不过是例行手续！其实何必多此一举，不让人睡觉。”米勒说。

两个哥萨克骑了马护送我们。

警察所内没有专门关押我的屋子。局长命令，让我天亮以前睡在办公室中。他亲自把我带到那里，自己朝安乐椅上一坐，一边困得直打哈欠，一边叨咕：“这鬼差使，从三点钟起就到处跑，又跟您磨到了天亮——现在恐怕已经三四点钟了吧，可明天九点还得向上头汇报。”他坐了一会儿，说声“再见”，便走了。军士锁上门，对我说，如果有事，可以在门上敲几下。

我打开窗户——东方已经发白，晨风微微吹拂；我向军士要了一大杯水，喝得光光的。我一点也不想睡。再说，也没有地方可躺，除了两把皮椅和一张安乐椅，办公室里只有一只堆满公文的大桌子，墙旮旯的小桌子上堆的案卷更多。幽暗的长明灯不能照亮房间，只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摆动的光圈，随着曙光的到来，光圈正逐渐暗淡。

我坐在所长的位子上，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阅，这是加加林公爵家一个仆人的埋葬证和检验书，证明根据一切科学鉴定，该人确系因病死亡。我又拿起另一份，那是警察条例；我匆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有一条这么写：“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我记住了这条条文。

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到我们的管家从窗外走过，他是来给我送枕头、被子和大衣的。他大概在向军士说情，要求让他进屋见我。这是个白发老人，我小时候曾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福过。军士粗声粗气吆喝着，把他赶走；我家一个车夫站在旁边。我从窗口叫他们。军士慌了，命令他们快走。老头儿向我弯腰鞠躬，流下了眼泪。车夫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马车便驶走了，我不觉泪如泉涌，心潮澎湃。这是我被囚禁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