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十九章

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我五六岁时非常淘气，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常说：“好，好，等着吧，总有一天公爵夫人一来，我会什么都告诉她。”我听到这恐吓，马上安静了，求她别告诉。

公爵夫人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霍万斯卡娅是我父亲的亲姐姐，她严峻，阴沉，庄重，生得胖胖的，颊上有一颗痣，包发帽下露出一绺绺假鬈发，说话时眯缝起眼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即八十高龄，仍要搽一点胭脂，扑一点香粉。每次她一看见我，就要管我，她的教训和唠叨总是没完没了；我的领子皱了，衣服上有个污点，她都要责备几句；我没有走过去吻她的手，她就叫我下回一定得走过去。有时教训完了，她从小小的金烟盒中用两只手指尖捏了一撮烟丝，对我父亲说：“亲爱的，你应该把你的淘气孩子交给我管教，包你不出一个月，他就变得斯文了。”我知道，父亲不会把我交给她，然而这些话还是使我心里发憷。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恐惧感消失了，但公爵夫人的家，我始终不喜欢——在那里我不能自由呼吸，感到不自在，我像一只被捉住的兔子，惊慌不安地张望着，一有机会就想溜之大吉。

公爵夫人的家完全不像我父亲或参政官的家，这是古老的俄国正教家庭。那里遵守斋期，天天做晨祷，主显节前夕得把十字架挂在门上，谢肉节要做各种奇形怪状的薄饼，吃猪肉要加姜，准两点用午膳，八点多钟吃晚饭。西方的坏习气影响了两个弟弟，使他们有些背离了祖宗的规矩，但没有触动公爵夫人的生活方式。相反，她看到“万纽沙和廖武什卡”1在这个法国的堕落，还深表不满。

公爵夫人住在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家的厢房中，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是她的姨母，八十来岁的老处女。

在七支盛衰不一的宗族中，公爵小姐几乎是许多亲属间还活着的唯一纽带。每逢重大节日，所有的亲戚都汇集她家；她经常调停纠纷，让疏远的人重新接近；大家尊重她，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她去世之后，各家亲戚就分开了，失去了中心，彼此忘记了。

我的父亲和几个伯父都是她教育大的，他们的父母逝世后，便由她管理他们的领地，他们成年后，又由她送他们进近卫军供职，他们的姊妹们也是由她做主出嫁的。她是在伏尔泰的亲戚，一位法国工程师的协助下培养他们的，这使他们成了具有自由思想的地主，我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教育成果是否满意，但是她能够使他们尊重她，这些外甥尽管天生桀骜不驯，不大懂得规矩，对她却恭恭敬敬，直到老太太离开人世，总是顺着她的时候多。

安娜·鲍里索夫娜公爵小姐的府第像奇迹一般，在1812年的大火中竟然安全无恙；它已五十年没有修理，糊墙的花缎褪色了，发暗了，但尚未脱落；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架有些熏黑了，由于年代太久，变成了茶晶颜色，每逢有人在屋里走过，它们就叮叮咚咚直哆嗦，浑浊的灯光也忽闪忽闪的；整块红木做的笨重家具，雕着奇巧精致的花纹，镀金已经剥落，伤心地靠墙站着；屋里的陈设还有中国镶花抽屉柜，格子花纹的嵌铜桌子，罗可可式的细瓷玩偶——一切都使人想起另一个世纪，另一种风尚。

前室里坐着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仆人，他们倨傲而安详，干着各类轻便活计，有时低声念几句祈祷文或赞美诗，那些书页已比封面更脏。门口站着一些小厮，但即使他们也从来不笑，不高声谈话，那副样子与其说像小孩，不如说更像年迈的侏儒。

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里屋的各个房间，只有一只鹦鹉进行着不幸的尝试，不时拗着舌头学人讲话，发出几声凄恻的叫喊，用喙啄啄包白铁的小横杆；还有一只不大的猴子，已经又老又瘦，像个痨病鬼，踞坐在大厅中瓷砖面壁炉的小小炉顶上，用刺耳的声音呜呜啼叫。它穿了宽大的红裤子，打扮得像码头上的搬运夫，整个屋子给它弄得有一般特殊的臭味，非常难闻。另一间大厅里挂了许多家族的画像，大小、形态、时代、年龄和服饰都不一样。我对这些画像之所以特别感兴趣，就在于他们本人与肖像简直截然相反。有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穿一件浅绿色绣花长衣，头发扑了粉，从画布上向人彬彬有礼地微笑，这便是我的父亲。一位少女披着一头鬈发，拿着一束玫瑰，脸上贴一块美人斑，上身穿一件无法转动的多面棱状酒杯似的紧身衣，下身是特别庞大的箍骨裙，这是严厉的公爵夫人……

越接近书房越显得安静，礼节也越严格。老侍女戴着阔皱边的白包发帽，托着茶壶来来往往，轻得几乎听不到一点脚步声。有时门口出现一个白发老家人，穿着厚蓝呢长礼服，走路也没一点声息，连他向老侍女报告时，也只看见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听不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