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三章（第6/8页）

可是到了5月9日，我带神父面见主教时，一个见习修士对我们说，他一早就到城外的住宅去了，天黑前不会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十点便不能举行婚礼，明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神父不敢做主。我们只得找修士司祭，主教的忏悔师。司祭在茶里掺了罗姆酒，正喝得兴致勃勃，心情很好。我把事情同他讲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加罗姆酒。然后他掏出大银边眼镜，查看证件，又翻到背面，看有没有写什么，折好后交还神父，说道：“手续完全齐备。”神父仍犹豫不决。我对修士司祭说，如果我今天不能结婚，我会觉得非常失望。

“为什么要延期，”修士司祭说道，“我会报告主教阁下；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吧，伊万神父，给他们办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无话可说，动手写无血统关系证明了；我驱车去接纳塔利娅。

……当我俩坐的马车驶出金门时，本来给云朵遮没的太阳，向我们射出了最后一阵鲜红耀眼的光芒，气氛变得庄重而欢乐，我们不约而同出声喊道：“这是我们的傧相！”我记得她说这话时含笑握住我的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三俄里，里边空空荡荡，没有唱诗班，也没点大吊灯。四五个普通的枪骑兵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便走了。老读经员用微弱的嗓音轻轻念诵经文，马特维含着兴奋的眼泪看我们，年轻的傧相们站在我们背后，捧着重甸甸的婚礼冠，这是弗拉基米尔驿站车夫结婚时戴的。读经员用颤抖的手把结合的银勺递给我们……教堂内逐渐暗了，那里只点着几支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单纯才显得优美，不同寻常——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这时主教正好坐车经过，看到教堂的门开着，便派人查问，里边在干什么。神父一听，脸色有些发白，亲自出去回话，但过了不一会儿却满面笑容回来了，对我们说道：

“主教大人祝福新郎新娘，吩咐鄙人传话，他将为二位向主祈求保佑。”

我们回家时，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们坐在阳台上等待，窗都打开了，我放下车窗玻璃，可惜暮色苍茫，不能让大家充分看清我的“美人”。

到家后，我们与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傧相们坐了二十分钟便走了，于是我们又像在佩罗夫饭店一样，只剩了两人，一切显得这么自然，这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后来整整几个月一直对此惊异不止。

家里一共三间屋子。我们坐在客厅中一张小桌旁边，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谈到半夜……

在婚宴上出现一大群人，我总觉得有些粗俗，不文雅，甚至不知羞耻。把爱情的帷幕过早揭开，让家庭的秘密袒露在冷漠的局外人面前，这是为了什么？一个可怜的姑娘以新娘的名义被当众展览，这时那一切陈词滥调的祝贺，鄙陋庸俗的举动，笨拙的暗示，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没有一种纤细的感情获得宽容；豪华的合欢床，精美的夜礼服，不仅供宾客们啧啧赞赏，也成了一切庸夫俗子看热闹的目标。何况新婚生活的开始，本来是每一分钟都宝贵的，最好跑到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却偏偏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酒筵、虚掷精力的舞会和吵闹的人群中，这无异是对婚姻的嘲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大厅中发现了两株玫瑰花和一大束鲜花。这是省长夫人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送来的，她对我们的结合寄予了热烈的关怀。我拥抱和亲吻了省长家的仆人，然后又两人一起去向她道谢。由于新娘的嫁妆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路上穿的，一套是婚礼上用的，因此她只得穿结婚礼服出门。

拜访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以后，我们又到了主教府，老头儿亲自带我们走进花园，摘了一束花，告诉纳塔利娅，我怎样用自己的毁灭来威胁他，最后教导她怎样当家。

“您会不会腌黄瓜？”他问纳塔利娅。

“会。”她笑笑回答。

“哦，我不大相信。不过这是一定得会的。”

晚上我写信给父亲，劝他不必为既成事实生气，“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结合的”，我要求他宽恕我，祝福我。父亲通常一星期给我写几个字，这次既没提早复信，也没推迟，甚至信的开头也与以前完全一样：“汝5月10日来信，已于前日五时半收到，得知上帝已使汝与娜塔莎结合，阅后余不无忧虑。上帝之意旨，余无意违抗，上帝赐予之磨难，余唯有无条件忍受而已。然因钱乃余本人所有，汝既认为无需考虑乃父之意愿，余亦只得宣布，除汝之生活费，即一年一千卢布，仍照旧支付外，其余不得增加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