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三章（第4/8页）

“你真是像燧石一样硬，好吧，我要找一位老爷，他名叫凯切尔。”

车夫又笑了，用手指着墓园，说道：

“瞧那远处，黑黑的，这就是他；有位小姐在他旁边，她没戴帽子，凯切尔先生把自己的给她戴了，好像是草帽。”

这一次我们又是在墓园相见！

……她轻轻喊了一声，扑到了我的颈上。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说。

“永远在一起！”我跟着说。

凯切尔很感动，眼泪在眼中闪闪发光，他握住我们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朋友们，祝你们幸福！”

我们拥抱了他。这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结婚仪式！

我们在佩罗夫饭店的一个单间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马特维的马车还没有到！凯切尔皱紧了眉头。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出什么事。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很好，像在家中一样，仿佛再也不会分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下面传来音乐声，还有吉卜赛人的合唱；雷雨之后的天气是美好的。

我不像凯切尔，并不担心公爵夫人派警察追赶我们，我知道，她出于高傲，不会让警察干涉我们的家事。况且，没有参政官的同意，她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参政官不得到我父亲的允许，也绝不会干什么；我的父亲却绝对不愿让警察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找到我，我会因违反皇上旨意而被送往博布鲁伊斯克或西伯利亚。危险只可能来自秘密警察方面，但一切进行得这么快，他们很难得到消息，即使听到些风声，又怎么会想到，私自从流放地回来的人会带着新娘，平静地坐在佩罗夫饭店中，那儿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呢。

最后，马特维坐着马车到了。

“再干一杯，”凯切尔命令道，“然后出发！”

于是只剩了我们两人，单独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飞驰了。

在布恩科沃村换马时，我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娘上前问，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慈祥地端详着我们说道：

“你的太太多么年轻，又这么标致，愿上帝保佑你们小两口儿。”

我们脸红到了脖子上，不敢彼此看一眼；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们要了茶。次日五点多钟，我们到了弗拉基米尔。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新娘安置在一个有眷属的老官员家里，便赶紧去打听，一切是否已准备就绪。但是在弗拉基米尔，谁在替我准备呢？

到处都不缺乏善良的人。在弗拉基米尔，当时驻扎着一个西伯利亚枪骑兵团，我与这些军官并不太熟，但有一个人，我常在公共图书馆遇见，与他点头招呼；他彬彬有礼，人也温和。过了一个月，他向我承认，他知道我，也知道我1834年的经历，他说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时，想物色一个人替我办事，我想起了军官，便找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为我的信任所感动，握住我的手，答应一切照办。

军官在等我，他全副武装；白领章，不带套子的高筒军帽，斜挂在肩上的子弹带，形形色色的穗带，什么也不缺少。他告诉我，主教已准许神父给我举行婚礼，但首先得查看出生证明。我把证明给了军官，又去找另一个年轻人，那人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现在按照必须在外省服务两年的新规定，在省长办公厅供职。整日无聊得叫苦连天。

“您想当傧相吗？”

“给谁当傧相？”

“给我。”

“什么，给您？”

“对，对，给我！”

“好极了！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他以为我是开玩笑，但是当我匆匆忙忙把事情告诉他之后，他乐得跳了起来——在秘密婚礼上当傧相，凑热闹，可能还会受审问，这一切在毫无娱乐的小城市中太有趣了。他马上答应替我弄一辆马车，四匹马，还翻箱倒柜，看看有没有干净的白坎肩。

离开他家后，我又遇到了我的枪骑兵，他抱住神父，坐在车上。你们想象一下：穿得花里胡哨、全副戎装的军官，带着又高又胖的神父，挤在又小又窄的马车上，神父的大胡须迎风飘拂，那件绸僧袍钩住了军服上各种无用的装饰品。单单这幅情景，不要说在弗拉基米尔通往金门的街道上，就是在巴黎的林荫道或者摄政王大街上，也足以吸引不少人观看呢。但枪骑兵没工夫想这些，我也以后才想到。原来这天是尼古拉日6，神父正在挨家挨户做祈祷，我的枪骑兵半路截住，把他抓上了马车。我们便一同去找主教。

为什么还要打扰主教呢？我在这里把原因交代清楚。神父本来已经答应替我举行婚礼，到我临走前一天，忽然变卦，说未经主教批准，不能照办，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有些害怕。不论我和枪骑兵怎样好言相劝，他坚持不肯。枪骑兵提议请他们团里的神父试一下。这神父没有胡髭，短头发，穿着下摆长长的常礼服，裤腿塞在靴筒里，寒碜地吸着士兵的烟斗。虽然我们的提议在细节方面他表示同情，但他拒绝替我主持婚礼，操着波兰白俄罗斯口音说，上面三令五申，不准他们替非军人举行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