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4/10页）

“‘你瞧，’我对车夫说，‘啊？失火啦。’

“‘没什么，’他回答，‘大概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驾，驾，快跑，快跑！’

“过了一两小时，发红的天空已到了另一边。我不再问什么，心想这不过是烧掉了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

“……我在大斋节从乡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过石板路，车灯在污浊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边套马把冰冷的泥浆大块大块地直抛到我的脸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刚一开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浆就会变成一阵阵灰土，刮进眼睛和鼻孔，一个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马车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满的神色，警察们则忙作一团，正在把各种碎砖瓦铺到路上，防止灰尘！”

加拉霍夫非常随便，心不在焉，但这与科尔什的口吃一样，不失为一个可爱的缺点。他时常出洋相，弄得很尴尬，有时他会因此发点小脾气，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请他参加晚会，他却跟我们一起上剧院听《夏莫尼的林达》25，看完戏又一起上谢瓦利埃饭店，在那儿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点着一支蜡烛，堆着一些什物。他走进大厅——一个人也没有；走进客厅，只见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儿，他刚从奔萨省回来，还没脱下旅行服装。加拉霍夫的来访使他惊讶。客人问了旅途平安，便在沙发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说，道路很坏，他非常疲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儿啊？”加拉霍夫问。

“早已睡了。”

“怎么睡了？难道这么迟了？”他问，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

“四点钟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

“四点钟！”加拉霍夫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只是听说您回家，特地来向您问好的。”

另一次，也是在他们家，那是一次招待晚会，男的都穿着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没有接到请柬，还是他忘了，总之，他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会儿，就着蜡烛点了一支雪茄，便开始高谈阔论，根本没留意客人们的服饰。过了一两小时，他问我了：

“你还要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

“那你怎么穿着燕尾服？”

我不禁哈哈大笑。

“咳，真是乱弹琴！”加拉霍夫嘟哝道，拿起帽子便走。

我的儿子五岁那年，加拉霍夫给他的圣诞树送来一个蜡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儿子那么大，加拉霍夫亲自让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圣诞树布置好了，门打开了，萨莎又惊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恋恋不舍的目光端详那些彩色纸片和蜡烛，但蓦地愣住，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然后惊叫着转身逃走。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们问他。

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

“那儿有个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

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个孩子，以为这孩子要与他争夺圣诞树，因此非常伤心。但更伤心的还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转身便走，此后好久不愿再提起这事。

1847年秋，我与他在尼斯的会见是最后一次。当时意大利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他非常关心。他的目光虽然充满讥刺，但心头仍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憧憬，对某些信念不胜向往。我们间的长谈和争论，使我想起应把它们写成文字。《来自彼岸》就是以我们的一次谈话开始的。26我把开头几节念给加拉霍夫听过；那时他已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了。他临终前夕，还写了一封非常风趣的长信给我，这时我在巴黎。可惜信遗失了，否则我可引述几段。

离开他的墓前，我要凭吊另一个更令人怀念的、也是更新的坟墓了。

（二）在友人墓前

他的心灵纯洁而高尚，

他的性情温柔如同慈母，

他的友谊童话般令人难忘。27

……1840年，我路过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格拉诺夫斯基。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准备在大学讲授历史。我喜欢他那文雅的举止，沉思的外貌，紧皱的双眉，忧郁的眼睛，以及微带悲戚的慈祥笑容。他那时留着长发，穿一件式样别致的普鲁士藏青大衣，领圈是天鹅绒做的，衣钮是呢子做的。他的容貌、服饰、黑发，都使他显得风度翩翩，优雅潇洒；他当时正处在青春即将消逝、精力充沛的壮年即将开始的分界线上。我想，即使冷漠寡情的人对他也不能毫不动心，何况我一向重视美，把它看作一种天赋和力量。

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一面，因此带回弗拉基米尔的印象，不过是觉得他人才出众，并根据这一点，相信他可以成为我未来的挚友。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过了两年，我在彼得堡，以及第二次流放回来，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