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10/20页）

他的哲学论辩的实质在于：他否认靠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认为，理性只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帮助幼芽或种子发展，而幼芽或种子本身则另有来源，而且已初具规模（即它们是神的启示所给予，是信仰所产生）。如果理性无所依附，那么它只能在空虚中徘徊，建立一些范畴，这样，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则，但是永远无法理解精神，也无法懂得不灭等等概念。霍米亚科夫就这样打败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人们。不论他们在黑格尔方法的程式中怎样挣扎，建立什么样的体系，霍米亚科夫总是跟踪追击，最后，他们用逻辑公式盖成的纸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们给他用脚一绊，不是栽倒在他们所耻与为伍的“唯物主义”上，便是落进他们简直不敢设想的“无神论”中。霍米亚科夫胜利了！

我听过几次他的辩论，发现了这种诡计。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与他较量的时候，第一次我就主动把他引向这些结论123。霍米亚科夫眯缝着斜眼，晃晃漆黑的鬈发，预先露出了笑容。

“可您知道，”他突然说，仿佛这是一个新发现，“单靠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发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无从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接连不断的，没有目的的活动，它既可以继续，也可以停止。既然这样，您想证明，历史不会在明天中断，不会随着人类和地球的灭亡而灭亡，就办不到了。”

“我何曾对您说过我要证明这一点？”我回答他。“我完全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霍米亚科夫说，有些惊讶了。“您能接受残暴之至的内在力量的这些可怕后果，居然无动于衷吗？”

“我能，因为理性的结论不取决于我愿意不愿意。”

“哦，您至少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一个人要容忍您的科学的这些悲观结论，听其自然，内心会多么痛苦啊！”

“您只要向我证明，您的‘非科学’更为正确，我也会毫不掩饰、毫无畏惧地接受它，不论它把我引向哪里，哪怕引向圣母大教堂也成。”

“这只有信仰才能办到。”

“但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您知道：‘没有是算不得过失的’。”

许多人（从前也包括我）认为，霍米亚科夫是为爱好辩论而辩论，其实他并无深刻的信仰。造成这错觉的原因在于他的举止，他那永恒的微笑，以及批评他的人的浅薄无知。我认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传播他们的观点方面，功劳都不如霍米亚科夫大。这个非常富裕、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献给这种宣传工作的。他笑也罢，哭也罢，都取决于他的神经，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环境对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应。这与信仰之是否深刻并无关系。

也许，霍米亚科夫靠永无休止的争辩，靠既忙碌又清闲的论战，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亲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运，他们正是被这种空虚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欢乐的。

这两个被尼古拉时代所断送的人，他们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在论战的热潮中，有时可能忘记这一点，而现在这已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像悲伤的幽灵一样，站在民族觉醒的大门口；他们得不到世人的承认，狷介不群，始终没有抛掉身上的尸衣。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那未老先衰的脸上，布满苦难和挣扎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没之后，海上只剩下一片忧郁而平静的涟漪了。他一生不得志。记得在1833年，他曾满腔热情地编印《欧罗巴人》月刊124。已出的两期是不错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他在《朝霞》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诺维科夫125的文章， 《朝霞》即被没收，书报检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狱。126《欧罗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意气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发愁，周围看不到一点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乡下，克制着对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个像钢一样纯净坚强的汉子，在可怕的时代中也生锈了。十年后，他从与世隔绝的乡村重返莫斯科时，成了神秘主义者和东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处境并不顺遂。无论与他的朋友还是与我们，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与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宗教的墙壁，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旧派教徒对欧洲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怀着深重的忧伤对格拉诺夫斯基说道：

“我的心与你们联系得更紧，但你们的信仰有许多我不能同意。我们的人在宗教观念上与我比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们同样存在不少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