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12/20页）

霍米亚科夫一感到这种空虚，立即去欧洲游历，那是查理十世132治下那个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时代。在巴黎写完了已被遗忘的悲剧《叶尔马克》之后，他回国了，在路上他与各种捷克人和达尔马提亚人高谈阔论，但回到国内，仍是那么沉闷！幸而土耳其战争133爆发了，他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进了军队，前往土耳其。战争结束时，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遗忘的悲剧《冒名为王者德米特里》。还是那么沉闷！

在这沉闷，这忧郁，这骇人的环境和骇人的空虚中，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它刚一露头，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亚科夫保卫它的决心更加强烈，与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血肉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种子播下了；他们为培育和护理幼苗花尽了力气。需要新的一代，那没有受伤、没有消沉的人，老师们历尽艰辛苦难取得的思想，要由这些人予以继承和发扬。一些青年人响应了他们的召唤，斯坦克维奇小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们，其中包括一些坚强的人物，如康·阿克萨科夫和尤里·萨马林。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不像霍米亚科夫一样面带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样沉浸在没有出路的悲叹中。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他急于创立事业。他的信仰中没有探索者的犹豫彷徨，没有荒漠中的传教士的凄凉意识，没有前途茫茫的哀叹，没有遥遥无期的憧憬，有的只是狂热的信念，那种偏执、猛烈、片面、同时可以开拓胜利前景的信念。阿克萨科夫像一切战士一样，是片面的；怀着四平八稳的折衷主义是无法战斗的。他被敌对的环境所围困，这环境是强大的，对他占有极大优势，他必须从形形色色的敌人身边杀出重围，树立自己的旗帜。在这里是谈不到宽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不被承认的、受压制的生活的名义，向彼得的俄罗斯，向彼得堡时期提出的无条件抗议。他的雄辩才能比不上霍米亚科夫，他也不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那样的诗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走进法场，走上断头台，而言语后面有了这点精神，它们就具备了惊人的说服力。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传农村共同体、村社和劳动组合。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懂得了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体力行，自己首先把裤腿塞进靴筒，穿上了斜领短衫。

“莫斯科是俄罗斯民族的首都，”他说，“彼得堡只是皇帝的驻跸地。”

“请您注意，”我回答他，“它们的区别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们得关进拘留所，在彼得堡，我们则被送进要塞的禁闭室。”

“阿克萨科夫终其一生都是热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伙子；他容易激动，也容易使人激动，但他的心永远是纯洁的。1844年，我们的争吵达到了顶点，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我们，大家再也不愿见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萨科夫坐了雪橇经过。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头不顾，但突然喊住车夫，下了雪橇，向我走来。

“他说：‘我见了您不理不睬，扬长而过，这会使我非常痛苦。您明白，自从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间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不便再去看您。这非常可惜，但是没有办法。我希望与您握握手，互相告别。’他快步走回雪橇，但蓦地转身回来，我站在原地，心里很忧郁；他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紧紧亲吻。我不觉流下了眼泪。在这个彼此失和的时刻，我多么爱他哟！”135

这里说的争吵是我讲过的那种论争的结果。

格拉诺夫斯基与我在原则上不让步，但还能与他们勉强和睦相处；我们没有把不同意见当作个人问题。别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热却使他走得更远，他的责备是辛辣的。他从彼得堡写信给我道：“我天生是犹太人，不能与非利士人136同桌吃饭……格拉诺夫斯基想知道，我读过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没有？没有，而且也不想读。你对他说，我不爱在肮脏的地点与朋友们见面，也不想在那儿与他们约会。”

但斯拉夫派也对他大肆攻击。《莫斯科人》对别林斯基怀恨在心，对《祖国纪事》的声望和格拉诺夫斯基讲学的成就也十分恼火，因此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辩护，它特别不能宽恕别林斯基，直截了当地把他说成一个危险人物，破坏分子，“喜欢观赏火灾的人”。

然而， 《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学中斯拉夫派学究的喉舌。这一派人不仅可以称作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政府派。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大新奇现象。我们的奴才们不是默不作声，贪赃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边诋毁别人的文章，一边却在效忠君主制的竖琴上大弹赞歌。